关于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思考

　　文/朱焕焕 陈志(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当前，标准已从传统意义上的产品互换和质量评判的依据上升为产业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事关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工作。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要强化标准引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从长远战略角度对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我国标准工作还存在重采用、轻制定，重规模、轻质量，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缺乏衔接，企业主体地位不足等问题，因此，未来要不断提升企业在标准制定中的主导地位，推动技术标准供给和需求的有效对接，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工作制定，提升国内标准的国际化，特别是推动优势、特色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以先进标准引领质量提升，实现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和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一、新时期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变化

　　(一)标准制定的争夺点：从“产品领域”向“技术领域”扩展和集中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国际贸易竞争不断加剧，竞争的核心很大程度上已经从产品领域向技术领域扩展和集中。经合组织(OECD)的研究表明，标准和产品合格评定影响着全球80%的投资和贸易，技术标准可以促进经济全球化、投资便利化。据统计，在WTO所有贸易措施中，技术性贸易措施所占比例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30%上升至现在的70%。标准尤其是技术标准演变成为产业竞争的重要手段，突出表现在高新技术标准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上。随着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高科技领域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单靠产品技术控制市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在技术研发的同时，就开始制定技术标准，一旦企业的技术标准成为行业技术标准，标准制定者将可遏制竞争对手发展，并攫取标准垄断带来的大部分利润。

　　(二)标准制定的参与者：从“政府主导”向“企业主导”转变

　　自古以来，制定标准就是利益和权力的问题。秦始皇成功地实行了车同轨、度同尺、钱同币、币同形，法兰克王国的查理曼大帝、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四、犹太人的领袖摩西也都曾搞过统一度量衡……历史上这些标准的制定都是由利益推动、由权力决定的。当前，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发展，企业前所未有地重视标准化。标准已经成为企业参与国际化竞争、获取垄断利润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一项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后，随之而来的巨大经济效益，甚至可能会对一个企业的兴衰存亡产生影响。为了应对市场竞争，保持并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企业尤其是高技术企业必然会选择参与或主导技术标准。“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品牌、三流企业卖产品”的说法形象地阐释了这一趋势。

　　二、我国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重采用、轻制定”，导致我国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

　　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相比较发达国家极力参与、主导国际标准的制定，使标准成为其控制产业、垄断市场的工具而言，我国存在重采用国际标准、轻国际标准制定的情形，在国际标准制定参与度方面，与大国地位严重不符。例如，在ISO标准制定委员会的160多个成员国中，少数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标准占据标准总数的95%，而中国作为ISO六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制定的标准数量却仅占总数的0.7%，中国提交ISO、IEC并正式发布的国际标准占比仅为1.58%，我国承担ISO/IEC技术机构主席的占比也只有4.8%。

　　同时，被动采用国际标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包括：未结合我国企业、产业实际，造成标准“水土不服”、市场适应性差;被动地适应标准要求，不注重消化、吸收、再创新，导致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开发能力差，技术创新能力低;采用的国际标准过时、老化，很大一部分采用的是10年甚至更早或已更新或废止的国际标准，未能及时跟踪国际标准的变化及时修订，导致我国一些采标的标准技术水平低。

　　(二)“重规模、轻质量”，缺乏对产业创新的带动力

　　在我国，标准的制定权集中在政府手中，且一般只能在一些比较成熟、变化较为稳定的领域制定，无法对一些发展迅速的行业领域及时制定相应标准，尤其是一些技术性、专业性强的行业领域。我国两万多项国家标准中，7000多项的标龄超过10年;只有20%左右的标准适度超前，对相关产业有显著带动作用;70%的工业标准低于国际或国外先进标准;8%的标准技术水平完全落后，严重制约相关产业的发展。此外，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标准多集中在冶金、食品、农业等领域，信息技术、电信、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领域标准严重缺乏。

　　(三)“重研发、轻标准”，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缺乏有效衔接

　　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结合往往决定了产业的发展方向和产业价值链的分配比。虽然一项技术标准和产品标准会为整个产业的发展带来利益，但是标准的主导者和标准的追随者获得的利益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社会化分工、专业化协作是以标准化为基础的。标准的主导者往往通过将品牌与标准捆绑，通过国际招标来形成以标准化为基础的产业链分工，最终决定产业价值链的分配比，从而获得持续稳定的垄断利润;而标准的追随者只能充当标准“加工车间”的角色，尽管付出了资源、环境以及廉价劳动力的代价，拿到手的只能是“辛苦钱”。当前我国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未能有效结合，一方面，由于我国技术标准制定机制本身跟不上技术更新的步伐，缺乏对国外相关技术发展有效的跟踪机制及标准更新机制;另一方面，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健全，科研院所、企业等不熟悉、不善于甚至不愿意利用技术标准的手段推动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发展。

　　(四)“大政府、小企业”，标准制定与实施的主体脱钩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主导的标准化管理体制，技术标准从立项、起草到批准、发布、实施多由政府决定和推动，导致技术标准市场化程度较低。尽管我国已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年，但除部分龙头企业外，大多数企业仍停留在“政府制定标准、企业被动执行”的层面。在我国，政府部门组织行业协会(主要是仍带有行政色彩的行业联合会)以及科研院所(主要是政府管理的标准化研究机构以及行业科研院所)制定的标准占到了80.27%。企业作为生产与贸易的主体，参与标准制定的能力、动力和意愿不足，导致技术标准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甚至脱离市场的需求，造成技术标准与产业创新的脱节。

　　三、新时期标准引领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一)推动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相结合

　　对以技术标准化为目的的研究开发给与财政上的支持，推进研究开发与技术标准化的政策实施一体化。在重大科技计划和重点研发专项立项时就明确，技术最终不仅要形成产品好，还要配套相应的技术标准。充分发挥技术标准委员会的作用，积极鼓励和推动标准的研究人员参与到技术的研发项目工作中。

　　(二)支持企业成为标准制定的主体

　　瞄准国际标准，支持龙头企业开展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主导和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积极引导各行业龙头企业参与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全面推进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严格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提升企业标准水平，支持鼓励企业积极开展对标达标提升活动，培育标准化意识。

　　(三)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一方面，积极主导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充分发挥我国担任国际标准化组织常任理事国、技术管理机构常任成员等作用，全面谋划和参与国际标准化战略、政策和规则的制定修改，提升我国对国际标准化活动的贡献度和影响力。鼓励、支持我国专家和机构担任国际标准化技术机构职务和承担秘书处工作。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相关方协同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工作机制，培育、发展和推动我国优势、特色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服务我国企业和产业走出去。吸纳各方力量，加强国外标准翻译出版工作。加大国际标准跟踪、评估力度，加快转化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际标准。加强口岸贸易便利化标准研制。服务高标准自贸区建设，运用标准化手段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另一方面，深化标准化国际合作。深化与欧盟国家、美国、俄罗斯等在经贸、科技合作框架内的标准化合作机制。推进太平洋地区、东盟、东北亚等区域标准化合作，服务亚太经济一体化。探索建立金砖国家标准化合作新机制。加大与非洲、拉美等地区标准化合作力度。

　　(四)推进中国标准国际化

　　积极发挥标准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服务支撑作用，促进沿线国家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以非洲、亚洲、南美洲、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地区)为重点进行突破，恰当利用融资支持，带动中国标准国际化。我国每年以优惠贷款、出口商业信贷和中非基金、丝绸之路基金等方式融资支持发展中国家重大项目的同时，向该项目推荐中国公司并采用中国技术标准设计建设。充分运用我国企业对国外重大基础设施设计施工乃至运营总承包的方式，以总承包企业为龙头，以市场配置资源法则，组成合包集团等联合体的方式，由国内相关企业为这些重大基础设施提供“一条龙”的配套服务，带动中国技术标准国际化。此外，要加快中国技术标准英文体系的步伐，以推动中国技术标准的国际化。

　　(五)营造良好的标准化氛围

　　以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动高校、企业等多方专家，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平台，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标准普及和宣传活动，提高全民标准意识，激发企业对标准工作的参与热情。加强规范、引导各级标准制定主体开展标准化工作的管理制度、组织机构、人才队伍建设。加快研究促进标准化人才教育和培训的政策措施，推进标准化教育培训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提升标准化专业人才数量和水平。支持和鼓励更多高校开设标准化课程、方向或专业，拓展网络化的标准化教育资源。强化国际标准化培训，提升我国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