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中国杂志

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变动趋势分析

来源:《科技中国》2018年第六期p75-83

日期:2018-07-11

  文/朱焕焕 陈志(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新世纪以来,中国抓住全球化机遇,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制造业不论规模还是效率都有了很大提升,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持续加深。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成本控制及技术水平等是影响竞争力的几个最主要的因素。本文试图从这三个方面实证分析新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变化,并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总体规模大幅提升,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改善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大大增强了我国在全球化格局中的国际分工地位。从国内看,我国工业增加值比重不断提升,2016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24.79万亿元,占GDP比重已从1952年的17.6%提高到了33.32%,增加了近一倍,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工业实现由小变大的历史性转变。从国际来看,2000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5.922万亿美元,我国制造业增加值0.385万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仅为6.5%,低于美国(26.04%)、日本(16.85%)和德国(6.82%),居世界第四位;2007年超过日本和德国,居世界第二位,达到12.33%;2010年提升至18.38%,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2016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3.48万亿美元,连续7年保持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地位。

  一、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低技术产品依然较强;中等技术产品有所改善;部分高技术产品优势明显

  本节以国际产业竞争力分析中最常用的三个指标(国际市场占有率、出口相对比较优势和市场渗透率),从出口贸易的角度分析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变化。

  数据主要来自UN comtrade。本文采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分类标准,将国际货物贸易商品分为0~9共10个部门。并按照Lall(2000)的分类,将10个产业部门的300多种产品按技术含量分为5大类:初级产品、资源型产品、低技术产品、中等技术产品、高技术产品。其中后4类产品即制成品进一步分为9组:①资源型产品分为基于农业资源的产品(RB1)、其他资源型产品(RB2);②低技术产品分为纺织服装和鞋类产品(LT1)、其他低技术产品(LT2);③中等技术产品分为陆用车辆(MT1)、加工产品(MT2)、工程产品(MT3);④高技术产品分为电子产品和电力设备(HT1)、其他高技术产品(HT2)。

  (一)国际市场占有率分析

  Porter(1990)指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意义在于“某国某产业的出口额”,也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是衡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最直接表现。

  整体来看,中国制成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2000年中国制成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仅有4.69%,2015年已上升至18.82%,2016年虽有所回落,但依然占比较高。全球制造业出口中有近1/5来自中国,“Made in china”正在全世界逐渐流行,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我国的纺织纱(丝)、织物等,旅行用具、手提包及类似容器,各种服装和服装用品,鞋类,预制建筑物等,家具及其零件等,办公用机器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信、录音及重放装置和设备等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均超过了1/3。

  分行业来看,低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出意外地普遍较强,15个具体产品中,国际市场占有率超过10%的有11个。除了纺织服装和鞋类产品由于基数比较大,年均增幅并不高,其他增速飞快。

  中等技术产品年均增幅普遍较高,但国际市场占有率却依然不高。化学品延续近年的强势,表现抢眼。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钢铁产品由于我国国内巨大的产能压力,出口量大幅增加。

  高技术产品中,办公用机器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信、录音及重放装置和设备由于产业已经步入成熟期,制造环节逐渐转移到我国,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相比之下,我国医药产业国际竞争力不足,位列所有产业最末。

  (二)中国制造业出口相对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相对比较优势指数也称为“显示性比较利益指数”(RCA),是衡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金碚,1997)。若RCA值大于1,则表示该国该产业高于世界该产业的平均竞争力。此外,该指数值越高,表示该国在该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越突出。根据日本贸易振兴协会(JETRO)的标准,这个指标依据强度,可分为极强、次强、中等、较弱等四个级别。

  纵向分析来看,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正逐渐加强。按技术含量低、中、高排序,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大致表现为正“U”形分布的状态。与2000年相比,尽管中等技术制成品RCA值在2016年已有一定程度提高,而不同低技术制成品的RCA值略有下降,由于中等技术制成品RCA值与低技术制成品RCA值差距太大,加之高技术制成品RCA值在同期提高得更快,所以按技术含量分组的中国制造业RCA值的U型分布态势不但没有被动摇,反而有所加强。

  分行业来看,中国制造业出口相对优势呈现三个特点:第一,中国的低技术制成品国际竞争力很强,但各类产品的竞争力变化趋势受产业链布局影响。具体地,产业链全球化布局的低技术产品的RCA值呈下降态势,而产业链本地化布局的低技术产品的RCA值有上升趋势。第二,中等技术制成品竞争力普遍偏低,但大部分产品的RCA值都有所提高,尤其是产品差异较小、资本/劳动力比率较低的产品的竞争力状况改善幅度较大。第三,高技术制成品有一定竞争力,尤其是电子产品和电力设备类制成品,这主要是因为,该类产品产业链终端的加工装配环节具有明显的劳动密集型特征,而当前我国技能工人数量众多且工资水平普遍低于发达国家。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医药品依旧缺乏竞争力,同时也没有明显改善的趋势。

  横向分析来看,与美、日、德等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的相对比较优势领域依然主要集中在低技术的纺织服装和鞋类产品,但近年来高技术产品,尤其是电子产品和电力设备类产品竞争优势显著增强。

  与中国不同,美国在除钢铁和金属制品外的中等技术产品和高端技术产品上依然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但近年来随着大量信息类公司进行了全球产业链布局,美国电信类产品竞争力出现了明显下降,但医药、科研设备方面的传统强势地位并未撼动。

  德国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基本集中在中高端技术产品上,陆用车辆及其他运输设备和机械等产业的竞争优势依然十分强劲,甚至普遍优于美国。在加工产品类中,德国的钢铁、金属类产品的竞争力有一定的弱化,但依然优于美国。在高技术领域中,德国办公和信息类产品的竞争力表现不明显(RCA一直没有超过1),但比较平稳;而在化学、医药等领域保持强势状态,并有所提高。

  近年来日本制造业竞争优势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技术产品中,除未另列明的化学原料及其产品和未另列明的专业、科学及控制用仪器和装备外,均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传统的具有比较优势陆用车辆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也不尽人意。而木材制品,旅行用具、手提包及类似容器,各种服装和服饰用品、鞋类及初级形状的塑料等资源型和低技术产品竞争力不断强化。

  (三)中国制造业在主要国家的市场渗透率分析

  市场渗透率是体现一国在特定市场的竞争力的一个很好的指标,它计算一国出口占某一国总进口中所占比例。

  美欧日是世界三大经济体,是我国制成品出口的主要地区,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区域,因此,本节以美国、德、日本三个国家为例,分析中国制造业产品在特定市场的竞争力变化。

  中国制造在美国仍然大行其道。中国的优势产品依然集中在资源型产品和低技术产品中的纺织服装和鞋类产品。由于产业转移的缘故,近年来高技术产品中的办公用机械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信、录音机重放装置和设备的市场渗透率变化明显。德国和日本在美国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产业集中在中高端技术产品上。两国在陆用车辆的竞争力都比较强,但德国稳中有升,而日本则有所下降。其次,德国各类机械装备类产品方面的竞争力明显强于日本。在高技术产品领域,与两国在全球的表现类似,日本在办公设备、计算机等领域强于德国,但是德国在化学品、医药这些领域势头依然强劲。

  中国与日本的外贸依存关系非常强。2000年以来,从总体看我国制造业在日本的渗透率一直在上升。分产业来看,除医药品和部分加工产品外,中国制造业在日本的渗透率普遍很高。低技术产品的市场渗透率普遍超过50%,办公用机器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信、录音及重放装置和设备的市场渗透率更高,甚至超过了70%。在日本市场上,与中国不同,德国整体的渗透率处于下降之中,不管是本就不占便宜的低技术产品和资源类产品,连中等技术、高技术产品也是如此。当然,德国传统三强汽车、装备、医药在日本市场上的竞争力依然很强。与德国类似,美国制造业在日本的市场渗透率也在连连下跌。中等技术产品中,陆用车辆一直在下降,到金融危机时降到谷底,近年略有回升。无机化学品、染色原料、鞣料及色料、动力机械及设备、特种工业专用机械等行业下降尤为明显。高技术产品中,所有门类的产品一路下跌,2000年时电子产品和电力设备市场渗透率普遍高于20%,2016年全部低于10%。其他高技术产品也是如此,专业、科学及控制用仪器和装置2000年渗透率高达52.71%,2016年下滑到30.54%。

  二、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直接要素:成本优势明显弱化

  成本是影响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地,同等质量的产品,成本越低,其市场竞争力越强。近年来,中国经济长期赖以发展的要素低成本优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发布的《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2015)》报告显示,2014年,全球出口量排名前25位的经济体,以美国为基准(100),中国制造业成本指数为96,即同样一类产品,在美国制造成本是1美元,而在中国则需要0.96,双方差距已经极大地缩小。特朗普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后,打出了“让美国更强大!让制造业回流!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响亮口号,与此对应,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包括减税、贸易保护、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将会进一步降低美国制造业成本,未来中国与美国制造业的成本差距会进一步缩小。

  实际上,制造业生产成本不仅包括劳动力、资金、土地、能源原材料和税费等直接生产性成本,也包括物流等流通成本,甚至还包括整体营商环境等外部交易成本等。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各主要生产要素的成本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劳动力成本:工资增速未与生产率增速形成良性互动

  国际比较来看,工资增长速度和企业承担的“五险一金”部分是劳动力成本差异的主要因素。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工资上涨速度不仅明显快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而且也比南非、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快。数据显示,2008—2014年,中国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达到11.8%,扣除物价等因素影响后,实际增长为9.0%。而同期美国工资实际增长率仅为1.9%、欧元区为0.5%、日本为-0.8%;南非和巴西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分别为3.2%和5.7%(陈彬,2016)。中国企业承担的“五险一金”费用合计占到职工工资总额的33%~40%,而国外这一数据一般为15%~20%,中国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较重。

  纵向比较来看,企业更加关注的是劳动生产率能否随着劳动者收入预期的增长而相应提高。经济学人智库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这两者之间呈现了不利的变化。2007年以来,制造业实际生产率增速呈趋缓势头,而劳动者实际收入增速则居高不下。2008—2012年之间的5年之间,有4年的收入增速都高于生产率增速。这与国内传统制造业中心地区在劳动力短缺情况下,企业的劳动力工资溢酬、政府积极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和用工单位的社会保障出资标准及出于社会稳定和保就业下对业绩不佳企业的保护等有关。一定程度上,也反应出国家在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上游转型升级的努力并非一帆风顺。单靠价格竞争难以支撑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

  (二)土地成本:增幅明显高于主要发达经济体

  国际比较表明,2000—2014年,中国商品房年均售价累计上涨约200%,上涨幅度远远高于主要发达国家。美国房价在金融危机期间出现大幅下跌,商品房价格指数在2011年见底后于2012年开始出现反弹,2014年已接近危机前的高点,与2000年相比累计上涨约51%。而日本房屋价格指数基本稳定。欧元区的房价指数累计上涨仅有约6%(陈彬,2016)。此外,目前中国一线城市房价中土地成本占70%以上,全国平均为50%左右,而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土地成本占建筑成本的比例仅为17%。

  (三)能源原材料成本:普遍高于主要能源市场

  金融危机以来,尽管全球大宗初级产品出现了价格的普遍大幅下跌,但受原料来源、流通费用、定价机制、交易税费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能源原材料综合成本普遍高于美国、俄罗斯等主要能源市场。

  中国煤炭价格仍高于主要国际市场。最新煤炭行业统计数据显示,国内外动力煤价差拉大。欧洲ARA三港、澳洲NEWC港动力煤价格分别为76.83美元/吨、90.68美元/吨;而同时期国内动力煤(秦皇岛5800大卡动力末煤)价格为99.69美元/吨,高出欧洲ARA三港22.9个百分点,高出澳洲NEWC港动力煤9个百分点。

  中国工业电价处于世界中等水平。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工业电价平均水平在0.112美元/千瓦时,日本、法国、英国等23个国家和地区工业电价为0.035~0.263美元/千瓦时。其中,美国工业电价平均水平为0.069美元/千瓦时,我国工业电价是美国的近1.5倍。但是,中国工商业平均电价明显低于日本、法国等国家,整体居世界中等水平。

  中国天然气比价大幅抬高。近年来随着油价和煤价持续大幅暴跌,长期偏低的气价反而因比价偏高,成为抑制天然气消费的主要因素。国际比较来看,2016年,日本液化天然气(LNG)进口价格(6.09美元/百万英热单位)是美国亨利中心气价(2.52美元/百万英热单位)的2.42倍,是欧洲NPB气价(4.66美元/百万英热单位)的1.35倍。日本LNG进口价格基本代表东亚地区的进口气价水平,与中国LNG进口价格接近。这表明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在内进口气价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中国石油价格基本处于全球中等水平。2016年,中国汽油价格约为0.98美元/升,分别高出同期美国(0.67美元/升)和加拿大(0.91美元/升)32%和7%。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汽油价格中约有30%多的各种税费(消费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和教育附加费等),与之相比,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燃油税则相对较低。但同时,中国汽油价格明显低于实行高燃油税的日本和英国等国家,与同期中国汽油价格相比,日本要高出中国10%左右;英国则高出46%。

  (四)资金成本:远远高于发达经济体

  中国企业融资成本远远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2016年发改委调查显示,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仍然偏高,无论是银行贷款还是债券市场融资,均比美国、欧洲等国家高出50%以上。此外,中国企业在贷款过程中所要承担的中介费用,如评估费、保险费、顾问费等均高于其他国家。加之由于当前国内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使得部分企业不得不通过年利率超过10%的银行理财产品、年利率15%的私募基金,甚至是年利率超过20%的民间高利贷为企业发展筹集资金,大大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借款成本。

  (五)税费成本:已超过发达国际平均水平

  世界银行2016年数据显示,中国企业的总税负成本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数一数二,占企业利润的68%;与之相比,美国为44%,全球平均水平为40.6%,这显然与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是极不相称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高税负、高福利”政策不同,我国则是在较低福利水平上实施较高的税负,且这种高税负主要体现在企业部门,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投资热情和创新活力。

  (六)物流成本:高于发达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

  由于产业发展阶段、结构和运作方式等原因,当前我国物流成本长期处于较高水平,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超16%,是同时期美国的2倍、日本的2倍、德国的1.9倍、巴西和墨西哥的1.4倍、印度的1.3倍。企业经营层面,我国企业物流费用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占比至今仍未低于8%,一些工业企业甚至达到9%,比美国高出约0.6个百分点、比日本高3.5个百分点。因此,较高的物流成本成为中国制造业综合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七)制度性交易成本:仍有较大改善空间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对全球189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营商环境位列第84位,虽与2015年相比有所提升,但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而相比于巴西和印度等国,中国的营商环境相对较好。从分项指标来看,虽然中国整体营商环境排名上升了6位,但除了办理施工许可和纳税两项指标外,所有营商环境指标排名都下降了,特别是开办企业和获得信贷指标下降较为明显,2016年排名分别比2015年下降9位和8位。目前,对中国企业而言,各种不合理审批、许可和中介服务费用等负担依然较重。

  三、中国制造业技术分析:中高技术产品创新活力显著

  知识经济时代,产品技术含量已成为影响竞争力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一般地,产品技术含量越高越具有竞争力。发明专利授权量是当前衡量技术进步的最常用的指标之一。WIPO发布的2017年全球知识产权活动报告显示,中国成为通过WIPO提交国际专利申请(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的第二大来源国。美国PCT申请位居全球首位(56624),其次是中国(48882)、日本(48208)、德国(18982)、韩国(15763)。在TOP15来源国中,中国是唯一一个年增长率达到两位数的国家(13.4%)。

  制造业是我国创新最活跃的行业,近年来发明专利授权量一直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其中,中高技术产品领域更具创新活力。以2010—2014年制造业31个大类专利累计申请量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是发明专利授权量最高的6个大类产业,五年累计授权量均超过10万件,是我国专利技术创新能力最强的产业。

  四、结论与思考

  通过上述关于出口、成本和技术三个维度的分析可以看出:第一,总的来看,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总体规模和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断强化,但竞争优势领域大多集中在低技术产品领域,中高技术产品竞争力仍然相对较弱;第二,近年来,随着国内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等成本的不断提高,中国制造业“未强先高(成本)”的问题日益突出;第三,随着全球创新活动向亚洲偏移的趋势,中国正逐渐成为全球创新活动最活跃的地区,是当前专利申请量增幅最高的国家,但总量仍与美国和日本有一定差距,且由于当前国内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不足以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能力不强,使得专利授权情况与产业市场竞争力情况表现并不一致。

  总的来说,当前我国制造业在市场、成本和技术上仍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更多仍表现为“挥汗如雨”类的竞争力,中国产业结构层次相对依然较低。基于上述考虑,未来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应着重从下面几个方面努力:第一,降低劳动力成本是关键。要不断积极推进国家“中国制造2025”战略,大力推进智能制造及工业机器人等产业发展,不断提高中国制造业智能水平,进而降低制造业人工成本,弥补我国不断消失殆尽的“人口红利”优势。第二,继续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税收改革、完善收费机制,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推进金融改革、完善融资机制,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推进能源价格体制改革,降低企业能源成本负担;推进物流业整合和道路交通通行机制改革,降低企业物流成本等;推进行政改革和简政放权,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第三,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企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