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冬梅、黄宁、 卢阳旭、李哲 | 面向科技强国建设的中国科技智库转型：趋势与展望

      本文刊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26年第5期专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10年回顾与展望

      面向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需要，中国科技智库存在迫切的转型需求。而科技智库在支撑科技强国建设各类决策的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知识产出，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因此，中国科技智库的转型与本领域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双向耦合的过程。文章从知识背景革新、价值立场呈现、研究视角切换、研究范式转型等角度，分析了科技智库转型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需求与定位，并对中国科技智库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并深刻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都明确要求，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实现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变化。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部署；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党中央向全党全国全社会发出了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总动员。随着科技创新在中国发展全局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围绕科技创新活动所形成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中的角色也愈加重要。中国特色新型科技智库以服务党和政府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聚焦国家科技创新领域重大战略、规划、布局和政策问题开展研究，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技创新领域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参与方、供给方。面向科技强国建设，中国特色新型科技智库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科技创新理论和实践的沃土，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充分发挥独特作用。

      智库研究以服务于现实决策为要旨，有其独特的知识生产目标和研究方法。在支撑科技强国建设各类决策的过程中形成的智库研究成果，将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

      问题导向与实践驱动：智库的知识生产模式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生产者，智库的知识生产更加注重服务于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使得智库研究必须突破学科边界，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贯通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同时，智库研究通常有着较为明确的“用户”，在研究过程中也更可能同“用户”进行频繁且深入的沟通与互动。换言之，智库研究者更可能在一种互动环境中开展研究工作——类似于产业创新中的“用户参与型创新”。分析现代智库特别是一些知名智库的发展历史发现，强烈的问题导向、有效的“用户参与”塑造了智库研究者独特的研究风格和知识生产方式，并产出了一批高质量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以美国兰德公司为例，在其近80年的发展过程中，有一批知名学者曾在此工作或深度参与其研究项目，并在此过程中及之后提出了诸多在全球军事、外交、公共政策等领域研究和决策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概念、方法和理论。

      面向科技强国建设战略目标的科技智库研究与知识生产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当前，科技进步是世界性、时代性课题，科技创新处在我们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党的二十大报告确定了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在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一系列迫切需要回答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同时，其宏大场景和丰富实践也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生产提供了源头活水和宝贵的实践检验机会。中国特色新型科技智库应该围绕科技强国战略目标，扎根科技强国建设丰富实践和场景，深入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通过积极整合多学科知识、主动与科技创新相关主体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互动，分析新材料、提出新观点、总结新经验、建构新理论，中国特色新型科技智库能够生产出对科技强国建设实践有引领性、支撑性作用的高质量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以及据此形成的决策咨询建议。换言之，科技强国建设实践中的各类主体提出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需求，并为相关知识提供真实的检验平台；智库特别是科技智库则负责发挥自身优势，响应各方知识需求，推动相关知识的生产、扩散、应用和持续迭代，在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知识支撑的同时，也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学理化、体系化的自主知识内容（图1）——基于对中国科技创新实践的研究而形成的关于科技创新发展与治理特征和规律的知识，以及这些知识按照一定的学理逻辑形成的概念、理论和话语体系。

科技智库转型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进程耦合及定位坐标

      从长期看，面向建设科技强国的决策支撑和科技领域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中国特色新型科技智库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从短期看，这对当前中国科技智库整体上提出了转型的要求。过去10年，我国科技智库各项能力快速提升，科技智库体系逐步完善，也为国家科技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不过客观而言，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同类智库相比，我国科技智库在运作模式、成果产出、政策影响、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仍有一定差距。但我国科技智库的转型要求，并不是沿循发达国家智库既有发展路径的简单借鉴、对标、追赶，而是带有强烈的探索、开创属性。换言之，中国科技智库的发展模式需要从“对标追赶型”转变为“自主原创型”，其转型路径将深刻立足中国科技实践，转型的标志则是对中国问题导向、中国经验总结和中国价值内核的鲜明呈现。这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总体建设需求在本质上是高度一致的。

      因此，中国科技智库的转型进程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进程带有明显的双向耦合特征。而前沿技术发展中的中国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愿景中的中国选择、大国科技竞争格局中的中国视角，以及人工智能赋能下的研究范式转型，不仅为二者的耦合提供了空间和动力，也将构成耦合过程中最突出的坐标定位。

      面向前沿技术发展的知识背景革新

      有关技术发展本身的研究和相应的公共政策决策支持，是科技智库最核心的职能之一。一方面，科技智库作为一种专业化智库，其公共政策（如国家科技战略与政策的制定）决策支持功能的实现，需要以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为依据。而关于科学技术发展规律与趋势的知识生产，建立在长期专业积累和综合信息整合的基础上。这类知识与信息的集约化倾向和快速演进特征，共同决定了其核心生产环节的较高参与门槛，形成了相较于其他智库的准入壁垒。另一方面，科技智库处于科学与社会互动的前沿界面，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增大了公共决策的难度和风险。检验中国特色新型科技智库建设成效的标准之一，就是能否基于对前沿技术发展规律与态势的深刻解析与准确把握，有效降低公共科技政策决策的难度和风险。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大量前沿技术的群体性突破，既对科技智库的知识生产模式形成了挑战，也为科技智库创造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不同智库对科技发展趋势的多元化预判，往往具有不同的政策含义，包括不同的经济与科技资源配置方式，甚至差异化的国家科技竞争力提升途径。因此，各类前沿技术的发展规律和演进态势，是中国科技智库首先要关注和研究的议题。

      中国科技智库对前沿技术的研究，至少面临两大考验。

      1.前沿技术发展有区别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典型特征，包括但不限于群体性突破、融合化发展等。在每个技术领域内，都存在不同技术路线甚至技术簇的竞争；在不同的技术领域之间，都可能出现孕育巨大颠覆价值的前沿交叉方向。因此，对前沿技术发展趋势进行研判的难度大幅增长。

      2.中国在全球科技前沿中的位置，正处于快速转变的时期。中国正在从“跟随者”向“赶超者”再向“引领者”转变；从全球科技前沿的全领域看，中国又兼具3种角色，呈现出一种混合性的特征定位。因此，中国科技智库对于前沿技术发展的研究，不仅要发现和提炼科技发展本身的规律，还要对中国在世界科技前沿中位置的演变，以及中国作为新兴科技力量对前沿技术的新型推动作用作出解释。这种新型推动作用，既可能是某种从中国特有资源禀赋中衍生出的技术发展模式，也可能是某种有别于发达国家的制度性技术研发体系或科研组织机制。中国科技智库应对和通过上述两大考验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超出西方既有知识体系范畴的知识创造，也就必然属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

      为适应前沿技术快速发展的节奏，中国科技智库对更新知识背景的需求十分迫切。智库从事知识生产活动的主体是人才，智库知识背景的更新主要依赖人才知识背景特别是学科背景的更新。现代智库的生成原本就是社会适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变和跨学科知识成就孕育而生的制度性安排。但中国智库的学科结构同质化与跨学科人才梯队薄弱问题构成显著的发展瓶颈。大部分智库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以人文社会科学类居多，信息、技术及自然科学类人才偏少，即便是科技智库中也一定程度存在这一问题，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量子信息等新兴领域，传统学科训练难以满足复杂决策需求。这种知识生产系统的单一性缺陷，对在技术前沿领域构建系统性技术预见能力与多维分析框架带来掣肘。因此，中国科技智库的转型，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于重新构建智库人才的知识与学科背景，包括但不限于不同学科、不同技术领域的知识背景的交叉融合，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类知识背景的交叉融合。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求的价值立场呈现

      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朱鑫汝等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是现代化智库必须面对和研究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科技智库与其他国家科技智库在研究对象上的先天差异。这种差异既来源于工具理性因素（如中国的发展条件），也来源于价值理性因素（如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深刻契合中国国情，为科技智库在本领域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天然的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中，无论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还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都深刻蕴含着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立场和理念。中国科技智库在这一命题下的研究中，同样需要呈现出鲜明的人民立场。其内涵将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发展理念，以及“人民至上”的科技发展观。其外延则体现为以下三重逻辑。

      第一重逻辑是关于宏观层面的智库功能定位。智库兴起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是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作为连接国家宏观决策和社会公众之间的“第三方”，智库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国家决策汇聚来自公众的意愿需求，弥合两者间的“信息鸿沟”。由于科技政策长期以来与社会公众之间有很强的知识壁垒。特别是当前中国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转型期，科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亟须建立科学与社会的良好对话机制。打破或削弱二者之间的信息与知识壁垒，就成为中国科技智库的一项重要职能。

      第二重逻辑是关于中国科技发展的价值目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该特征映射至智库领域主要体现在“决策依靠人民、决策为了人民”。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内在的人文理性的不断增强，应有助于避免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资本的物化逻辑。在中国科技智库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中，不仅需要更加侧重面向人民需求的科技发展模式，还需要树立、应用和传播兼顾各社会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的科技发展观念。

       第三重逻辑是关于需求侧对科技发展路径的建构作用。随着大量新兴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阶段，需求侧创新政策对于技术演化速度和路径的影响不断加深。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兼顾各类群体共同利益的发展理念，意味着规模庞大、千差万别的科技需求。这些需求将与科技发展路径间产生更加紧密、复杂的互动关系，从而为中国科技发展提供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路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等特征，中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将带有更多的建构属性。这也成为中国科技智库在解构前述命题的过程中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切口。

      面向大国科技竞争新格局的研究视角切换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竞争与科技博弈深度交织，对国际科技竞争态势的跟踪研究，是中国科技智库最重要的决策咨询任务之一。在此背景下，中国科技发展所面临的种种外部发展环境变化和内部驱动因素变化，也是对中国科技智库提出的新命题。虽然智库对政策实用性的要求要超过一般研究机构，但这种实用性仍然以科学性为前提。对国际科技竞争这类更贴近政策端和实用端的命题而言，对智库研究科学性的要求反而更高，否则难以保证研究成果的有用性和有效性。而其科学性的保障离不开研究视角的扩展。

      经过近年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中国经历了一个对自身优势“再发现”的过程，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以这些优势为基础，中国及其科技发展本身即成为影响国际科技竞争走向甚至世界格局演变的最重要变量。由此，中国科技智库的研究更需兼具国际视野和本土视角，并确保在2种视角之间动态切换的自我调整能力。

      在国际视野维度，中国科技智库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传播水平均是迫切待提升的要素。其中既包括丰富和扩展智库国际交流渠道，依托学术研究的理论严谨性与实证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中国科技创新体系的价值内核与实践路径，构建多维叙事策略与知识传播矩阵，强化科技发展成果的全球认知认同度，进而提升中国的科技外宣软实力和国际科技治理影响力；也包括以中国科技发展经验和科技资源溢出效应为基础，帮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独特科技发展道路。这可能与中国科技智库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形成一种双向互动的循环。

      在本土视角维度，中国科技智库从国际科技竞争结果出发对中国自身的科技竞争能力进行反向剖析的水平也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反向剖析水平，反映的是智库的问题定位能力。美国兰德公司原总裁赖斯认为，发现和找出什么是需要加以研究和咨询的问题，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极困难的关键部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1个任期和美国总统拜登任期，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中国采取竞争性乃至对抗政策，大量美国智库均围绕中美科技竞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美国政府对华科技政策的制定上发挥了重要影响力。其中很多成果对中国科技发展条件与能力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的解析，展现出较高的理论效度与实证稳健性，甚至不弱于中国科技智库对本国科技水平的解析能力。这部分源于美国智库长期的知识与信息积累、较成熟的运行机制，以及高效的组织模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2个任期以来，中美科技竞争进入新的阶段，竞争模式也开始转变。例如，中国在稀土产品等领域展现出影响全球供应链的能力，而美国技术出口管制则数十年来首次进入中美双边谈判的议题范围。这是中美两国在科技竞争中开始重置游戏规则、重新寻找力量均衡点的迹象，既对中国科技智库研究视角的切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契机。

      面向AI4S的研究范式转型

      技术驱动程度、数据密度是传统智库与新型智库的重要区别，本质上体现的则是传统研究范式与新型研究范式的差异。传统智库研究是基本不依赖技术、数据密度低、浅实证的研究分析，研究方式通常为基于资料、观察、假设的阐释推演，研究成果带有“专家个性依赖”“理论路径依赖”。而新型智库则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来创新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路径、提高研究效率和精准度、改变成果传播形式。长期以来，数字化转型都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有文献指出，数字化的发展与应用为解决中国智库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通过数字化赋能和数字化转型，中国智库可以逐步过渡到基于智能决策系统的新型智库范式。

      因此，在研究中探索深度应用大语言模型、AI智能体等的经验，是中国科技智库亟须开展的实践。其探索范围包括人工智能在智库研究流程中的嵌入环节、嵌入范围与深度，研究结果可解释性的保障，对智库研究人员的辅助甚至替代方式等。由于人工智能仍在快速发展阶段，前述探索和实践也难以一蹴而就。科技智库研究范式与人工智能的相互融合、交叉迭代，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

思考与展望

      中国特色新型科技智库建设，要立足科情、国情、世情变化，把握人工智能与智库研究之间的内在规律，以学科建设为基础，以高质量科技战略研究为导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在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新型科技智库的新使命新定位

      与传统智库相比，中国特色新型科技智库更强调“新型”特质，其核心定位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支撑科技创新治理，其定位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政治性和实践性。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科技创新在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这要求科技智库进一步突出国家站位，面向高质量发展，以服务党和政府重大科技决策为宗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研究导向，聚焦科技自立自强、全球科技竞争等重大议题，为国家科技战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科技体制改革提供前瞻性、战略性研究支撑，推动形成具有重要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智库研究成果。

      夯实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基础

      学科基础是科技智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需要从思想引领、学科建设、学科交流等方面系统考虑、协同推进。

      1.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的学理化和体系化研究。聚焦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原创性理论成果，深入挖掘其中的原创性贡献、内在逻辑，形成层次分明的理论体系。

      2.推动智库研究主题学科化。推动科技战略、科技规划、科技政策、科技统计等成熟智库研究主题和科技伦理、全球科技治理等新兴智库研究主题作为二级学科或重要研究方向纳入国家学科建设，丰富和完善科学学的学科体系。

      3.建立跨学科交流协作机制。以国家科技决策的应用需求为导向，以公共管理、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为基础，建立社会科学学科与理学、工学领域的前沿学科间的学术交流、协作研究等机制，提高解决复杂科技决策问题的综合研判能力。

      提升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智能化能力

      把握科技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是科技智库开展研究的必要条件。科技智库作为离科技前沿最近的智库，理应在研究方法创新和专业工具应用方面走在智库前列。

      1.推动智能转型和应用创新。顺应科研范式变革趋势，加快探索人工智能驱动的智库科学研究，借助大语言模型开发智能化分析工具，帮助智库研究人员快速识别问题、整理数据、凝练观点、预测趋势，提高智库研究的效率和精准性。

      2.加强专业人才供给。建立跨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培育政策研究、数据科学、技术工程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强化人机协同能力。

      3.促进智库间协同。依托智库合作打造高性能的工具、方法和数据交换共享平台，形成方法库、模型库、数据库等共建、共享、共治的生态格局。

      4.完善信息化、智能化基础设施。探索设立专项经费渠道，支持智库研究专业大模型研发，推动智库机构间数据、算力的共享。

       构建面向社会传播与国际传播的智库话语体系

      社会传播与国际传播是科技智库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塑造国家创新形象的主要渠道。科技智库需主动突破传统传播范式，构建更加成熟的科技智库话语体系，实现知识生产与价值输出的融合赋能。

      1.构建主动型议题设置机制，强化科技议题的舆论引领能力。聚焦全人类共同挑战和社会发展难题，提炼和宣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理论框架与解决方案，形成以人为本、开放包容的科技叙事逻辑。

      2.探索多元化传播模式，提升科技话语的渗透效能。突破传统智库以研究报告为主体的单一输出模式，构建涵盖学术推广、决策咨询、产品可视化、新型媒体宣介的梯度传播体系，将逻辑化的科技政策转化为公众可感知的故事表达，增强叙事感染力。

      3.夯实跨文化阐释能力，讲好中国科技创新故事。提升智库的国际化水平，健全国际智库交流合作机制，优化科技议题的跨文化适配性，推动研究成果的多语种转化与跨国界共享，促进技术扩散与价值传播的深度融合。

     健全与科研规律相适应的智库体制机制

      体制机制创新是激发中国特色新型科技智库活力的关键。决策支撑方面，强化科技管理部门在智库发展规划、制度创新、政策设计和统筹协调等方面的宏观指导责任，积极为智库咨政建言提供便利。管理体制方面，赋予智库在人事管理、经费使用、研究方向选择等方面的自主权，同时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确保智库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投入机制方面，构建政府引导、市场参与、多元投入的资金保障体系，争取财政资金对重大战略议题研究的支持，并通过承接企业委托研究、开展咨询服务等方式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增强智库的财务自主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人才队伍方面，打破身份壁垒，强化柔性引才、项目制用人等模式，吸引国内外顶尖智库专家、学者加入智库研究，建立以决策影响力、成果转化力、社会贡献度为核心的评价激励机制。合作机制方面，面向国家高端智库、各行业、各地方、国外智库建立多层次、多主体的科技智库网络，与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加强优势互补。

      （作者：刘冬梅，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黄宁，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所长、研究员；卢阳旭，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所长、研究员；李哲，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智库办主任、研究员）

      （文章来源：刘冬梅, 黄宁, 卢阳旭, 李哲. 面向科技强国建设的中国科技智库转型：趋势与展望.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6, 41(5): 854-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