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须以高水平科学教育为支撑

　　文/秦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科学教育是面向科学人才培养的教育，核心是高水平研究型教育。历史上德、美、日三个后发国家皆因科学教育改革而支撑了自身科技崛起并引领科技强国建设。借鉴三国经验并结合国情，我国应尽快在国家层面推动实施“科教融合”理念，加强科技需求引领下的教育改革，从高水平研究型教育、应用型教育和中小学教育三个方面着手，加快推动、同步推进，实现以教育改革促强国建设。

　　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已进入自立自强的新阶段，科技创新被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但科技自立自强不只是科技自身的事，还与教育改革紧密联系。历史上，德、美、日三个后发国家在科技真正崛起之前，都在教育上做出过重大改革，三国经验表明，教育改革必须与科技改革保持同步甚至超前，绝不可滞后。我国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对教育做出重大改革同样必不可少，德美日三个国家的历史经验给我国提供了很好的反思和借鉴。

　　一、德美日教育改革的重要做法

　　(一)德国的做法：瞄准培养纯粹科学家

　　德国在教育改革之前，教育水平落后于先发国家意大利、法国、英国约200年。当时，法国的应用教育和英国的绅士教育代表了世界主流方向。1807年，普鲁士王国在反法同盟战争中战败，被迫割让易北河以西所有领土给法国，从而失去了著名的哈勒大学。举国痛心的德国人，不得不考虑再建一所新的大学，这便是后来被奉为“现代大学之母”的柏林大学。柏林大学于1810年成立，相比传统大学，具有以下突破：

　　第一，在办学定位上，专注于纯科学研究。大学代表学术机构的巅峰，办学核心在于培养科学家，从事纯粹的学问探索和真理追求，而不是满足政府和社会需求。

　　第二，在大学地位上，大学保持高度独立。不受任何国家组织形式干预，教师和学生享有学术自由，教师研究领域不受任何政治的、党派的和社会的舆论干涉，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教师和学习科目，自由质疑和批评权威。

　　第三，在对待知识上，创造知识比传授知识更重要。学院按学科设置讲座，一名正教授负责，其他学者跟随研究，共同形成学派，持续探索领域前沿知识。授课时，教师和学生平等探讨共同话题，相互质疑、相互启发，共同获取新知识。

　　第四，在学科建设上，高度重视哲学发展。认为哲学是能够统领一切学科的知识，使哲学院与法学院、医学院、神学院齐平，极大地促进了形而上学及自然科学的发展。

　　第五，在学生培养上，大力培育学生道德修养。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之前，必须培养广阔的视野和独立的心智，令学生关注内在的成长而非服从于外在的目标。为培养学生的修养，首先重视教师的修养。

　　可以说，柏林大学的成立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仅革新了德国的办学模式，也完全打破了英法主流大学的传统，更为德国培养出了大批世界顶级化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等，对推动人类科学进程具有功不可没的作用。在柏林大学的示范下，德国其他大学也纷纷改革，共同促进了德国研究型大学教育的发展和进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已处于世界科学之巅。

　　(二)美国的做法：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

　　美国自19世纪始，就长期依靠引进和改良欧洲技术发展国内经济，逐渐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随着工业化和西进运动的深入发展，国内对科学技术人才提出更高要求，传统的“扫盲式”教育已难以满足高层次人才需求，有识之士呼吁美国建立一所“真正的大学”。与此同时，大洋彼岸德国的教育改革已催生出越来越多的科技成就，当这些成就随着新的通讯技术和留德归来的学生传入美国后，美国更加意识到自身科学教育的严重不足，于是开始考虑创办研究型大学。

　　1876年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最早创办的研究型大学，同时也是一所私立大学。虽然美国试图学习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模式，但因为知识的爆发式增长，美国实质上面临着被德国教育“内卷”的问题，新入校的学生想要一边学习知识一边创造知识变得不太可能。为了解决该问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创性地将大学教育分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两个阶段，本科生用于学习知识，研究生用于创造知识。具体来说，霍普金斯大学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将先进理念与本土实际相结合。一方面，霍普金斯大学充分吸纳柏林大学“教学必须与科研相结合”的理念;另一方面，结合本土需求，明确研究生教育制度，设立博士学位，并将研究生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核心。

　　第二，将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有效衔接。本科生教育的目的在于为研究生教育输送人才，通过开创研究生院，严格把控本科生升学率和博士学位授予比例，实现“严进严出”，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确保每位博士毕业生都成为学术精英。

　　第三，创建大量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载体。包括高水平学术期刊、大学出版社、专业学会/俱乐部、客座教授等：所创办的期刊不仅学术水平可与欧洲领军刊物媲美，而且掀起了美国大学创办期刊的热潮;大学出版社和专业学会则分别演变成影响世界教育模式的新型学术机构和现代学术组织;客座教授也促进形成了不同大学之间相互交流的浓厚学术氛围。

　　得益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诸多开创性改革，美国研究型教育迎来崭新局面，克拉克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相继建立，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纷纷效仿，开设研究生院，重视研究生教育，培养科学人才，促使美国的本土教育跟上时代潮流，并最终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后半期成功赶超德国，成为新的世界科学中心。

　　(三)日本的做法：弘扬追求极致的科研精神

　　日本的教育改革教训与经验并存。1877年东京大学的创办开启了日本现代化大学改革的进程，但很快东京大学就被改造为帝国大学，之后又相继建立六所帝国大学。帝国大学虽然处于日本高等教育的核心位置，以培养精英人才为己任，但其办学模式明显受制于政府意愿：一方面，大学专业的设置须根据国家需求而定，服从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大学教职任命由政府决定，政府官员可调往大学任教，大学教授也可兼任政府官员，形成“亦师亦官”的身份，大学教师也长期被称为“教官”。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帝国大学虽定位于研究型大学，也开设研究生教育，提倡科研为重和学术自由，但实质上的自由裁量权十分有限。“大学对国家需求负有直接责任”被作为办学制度正式确立，学校教育绝对服从于国家利益。因此，随着国力的增强，当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盛行起来的时候，这些帝国大学自然成为被渗透最深的地方，科学研究受到极大阻碍。

　　二战结束后，日本对本土高等教育重新进行改革，一方面采用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帝国大学全部改组为国立大学，从事高水平科学研究。虽然仍服务于国家目标，但在办学自主权和研究自由度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另一方面，鼓励创办私立大学，发展大众化高等教育，为社会培养专门技术人才，同时起到保障教育机会均等的作用。

　　战后的日本大学教师，大多经历过二战，对日本遭受美国科技打击印象深刻，对科技竞争的残酷性有着清醒的认知，因此具有强烈的攀登科学至高峰、抢占科学制高点的愿望。教师们不以发表论文为目的，而是专注于攻破世界科技难题，勇闯科技前沿“无人区”，使日本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成为这些教师们的毕生追求，一股“科研至上”的浓厚风气在各大高校传播开来。在这种追求极致的科研精神驱动下，日本在20世纪后三十年培养出许多世界一流科学家，并取得了一批诺奖级的研究成果。

　　二、基本经验总结及我国的问题

　　(一)经验总结

　　从德美日三个国家的教育改革、科学人才培养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科技崛起最终取决于科学人才的崛起。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依赖内生动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而实现自立自强必须以高水平科学教育为支撑。换言之，一国科技的崛起首先是该国科学家的崛起、大师的崛起。

　　第二，科学家和大师的培养必须尊重科学规律。所谓科学规律就是把科学自身的研究特点放在首位，减少政府及社会对科研工作的干涉，给予科研人员充分的自由。这意味着知识创造比知识传播更重要，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比强制灌输知识更重要，形成科学精神比获取好工作更重要。

　　第三，制度设计合理与否决定着教育改革的成败。好的制度安排可以营造好的氛围，激发人的活力和善念。引进先进教育理念的同时必须结合本土实际，在制度设计上进行创新(比如美国)，生搬硬套或者强制组合不仅不会取得成效，反而损害自身发展(比如日本)。

　　这三个国家在教育改革上能取得重大成就，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经验：

　　第一，重视知识原创能力。三个国家都明白原创的知识才能真正支撑科技崛起、民族兴盛，德国柏林大学甚至把“为人类探索未知世界”作为自己的使命。知识原创的主要做法就是把科研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以丰厚的待遇和令人尊敬的地位来激励科学研究，避免在名利和谋生上消耗精力。

　　第二，将教育改革进行分类。三个国家的改革都把研究型大学和职业型大学明显区分，研究型大学只瞄准培养科学人才和科学家精神(所谓科学家精神，就是为科学事业奉献的精神，包括专注于探索未知、不追求外在名利，拥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心智和高尚的道德等)。在研究型大学里，把研究生摆在比本科生更重要的位置上，本科生被作为研究生的储备来培养，而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

　　第三，构建自由的学术风气。尽最大可能地减少政治的、党派的和社会舆论的干扰，给予教师充分自由的科研空间，学生则被赋予自由学习、自由批判、自主思考的权利，笃信“科学精神只能在自由中产生”。日本的失败教训也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第四，注重发挥导师的作用。研究型大学都选择聘请业内学术权威作为各专业教授，用一流的教师来培养学生。把导师定义为合作伙伴而非“师傅”，主张导师与学生平等交流、相互启发。导师以自身的精神气质深刻影响学生的心智和科研能力，从而使学生成长为科学人才。

　　(二)我国的问题

　　在具体做法中，以下几点我们已经在学习，但并未取得应有的成效：讨论班教学、讲座制、客座教授制、设立研究生院、创办学术期刊和出版社等。具体来说，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教学形式不够灵活，不利于培养探索精神。大多数教学采用师生传授式，老师主讲，学生主听，缺乏互动、启发式的学习。大学讲座制多为每一讲换一位老师的“流水式”讲学，并未形成长期系统性知识探索。学术研究上导师过于权威，学生质疑批判、自主选择、自由发挥的空间较小。

　　第二，教师生存压力较大，影响纯粹科研的专注度。迫于职称约束和生活压力，大学教师不得不分散精力用于谋生，以知识换取利益，从而轻知识创造而重知识售卖。教师普遍缺乏探索科技前沿无人区、攀登科学至高峰的动力，长此以往导致知识过于陈旧，更新过慢，形成学术界“虚拟经济”(有两重含义：一是指知识创造越来越少，陈旧知识在封闭圈子反复传播甚至抄袭;二是指知识生产和传播活动严重脱离实际，只在学术圈“自我流通”)。

　　第三，学生素养教育不足，创新思维过早受限。从小学起，教育便偏重外在目标追求而忽略内在认知提升，“表演式”学习(即学生的表现只是为了“表演”给期许人看，而不是自己真正想那么做或能自主那么做。)和“追求完美”的教育方式，使学生的天赋过早被掩盖。单一以分数区分学生层次和优劣的做法，使学生和家长疲于应付题海战、加分项，失去锻造独立人格和自由心智的精力。

　　第四，人才评价过于量化，淹没学术研究价值。论文发表数量仍然是人才评价的主要依据，发表竞争过于激烈，导致学术刊物供不应求，出现花钱买论文、发表买版面、写作套模型等诸多乱象;继而学术刊物失去原有的学术交流意义，变为评取职称的工具，也淹没了学术研究的真正价值。

　　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偏离高层次定位，高端人才储备后劲不足，继而知识创造和源头创新能力不强。

　　三、思考与建议

　　回归科技问题，我们不能就科技而论科技，科技改革不仅是科技自身的事，更与教育改革密切相关。教育改革滞后于科技体制改革，是当前我国面临的棘手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以教育改革，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改革来培养未来科学家，从而支撑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建成科技强国。由于教育改革自发起之日起到真正发挥作用，中间经历时间较为漫长(德国从1810年创办柏林大学，到1860年代化学、物理专业崛起，花费大约50年，之后又过约20年，在1880年代才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从1876年霍普金斯大学创办、兴办研究生教育，到1930年代诺贝尔科学奖超越德国，用时大约60年。日本从二战后进行教育改革，到21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崛起，用时也超过50年)，因此，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已进入自立自强的新阶段，加大教育改革力度和科学人才培养力度就显得紧迫而重要。结合三国经验和我国问题，本文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尽快推动实施科教融合理念

　　根据三国经验，教育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效都是在科技需求驱动下实现的，以推动科技崛起为目标的教育改革往往具有划时代意义，能带动一国教育尤其是高水平研究型教育格局实现重大重构，德美两国的开创性改革甚至还改变了世界教育的进程。因此，加强科技与教育二者的联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建议：尽快在国家层面倡导“科教融合”理念(“科教融合”旨在将科技界与教育界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而非指传统意义上的“把科学研究引入高等教育”实现科研与教学并重。主要目的在于以科技需求来引导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将该理念作为“科教兴国”战略在新发展阶段的核心要义推动实施，继而加强科技需求下的教育改革，由科技、教育两部门统筹推进，共同解决科研和教育中的问题，共同制定未来科学人才培养计划。同时注意将改革措施分类实施、同步推进，保持政策短期稳定、长期动态。

　　(二)持续改革高水平研究型教育

　　高水平研究型教育以培养科学家为主要目标，在定位上要与应用型教育和技能型教育明确区分，重在做好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教育。此类改革是我国教育改革最需要重视的方面。建议：①提高研究生院地位和自主权。赋予研究生院主管研究生教育的责任和权力，加强与本科教育的联系，提前储备学术人才，制定科学的程序，筛选有学术志向和潜力者优先培养。②实施研究生精细化管理。将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分开培养，全日制博士和在职博士分开培养，明确区分定位，制定不同培养方案并分别考核。③强化本科生学术规范训练。提升课堂教育质量，将讨论班和讲座制教学落到实处，实现教师和学生的自由讨论、相互批判和相互启发。④提振导师精神气质。通过大力提升教授(研究员)待遇，以薪资为基础，以名誉为辅助，重塑社会“尊师重教、以教为荣”的优良风气，促进导师坚定信念、专心学术。⑤重塑学术期刊功能。大力整治期刊乱象，试点探索“一刊两版”制度(其基本设想是，同一期刊分设教师版与学生版两本，减少两者直接竞争，避免论文发表的恶性竞争和内卷现象，使期刊文章回归到学术交流而非作为学术评定标准)，扩大非期刊类学术成果考核占比，缓解期刊版面供不应求局面。⑥适时创办新型大学。授权社会力量创办高起点研究型大学，以高标准探索新型科研制度，倒逼和带动体制内高校改革。

　　(三)积极改革应用型教育

　　应用型教育以培养应用导向的科研人才为目标，重在做好本科生教育。因我国科技发展正处于转变发展路径、走向新发展阶段的阵痛期，面临着国外科技打压，故以应用为导向的科学研究显得异常重要。从长远来看，改革应用型教育以衔接高水平研究型教育，打通从科学研究到创新应用的创新链，才能保障科技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建议：①加强校外实习。从社会实际需求凝练研究课题，将学校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结合制度化、法制化，在国家层面确立学生实习制，形成可操作的规范和法律依据。②开设学术深造渠道。探索跨类别高校联盟，打造升学途径，筛选专注于应用导向科学研究、有学术志向的本科生，举荐其进入研究型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继续从事科学研究。③强化政、学交流。加强应用型大学与国家高端智库的合作，设置双向互通科研岗，打通国家政策研究与学术专业研究沟通的桥梁，提高需求方与支撑方信息沟通的及时性、准确性。

　　(四)加快改革中小学教育

　　高水平科学人才培养必须从小谋划，因为创新思维一旦从小受限，到高等教育阶段就很难再次打开。现行中小学教育年限过长，应试教育影响过于深刻，严重阻碍学生创新精神培养，因此，以义务教育为基础，加大中小学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建议：①调整义务教育范围。统筹压缩中小学教育，把高中纳入义务教育，且保持九年年限不变;义务教育实行连续攻读，实质性取消小升初考试和中考，削弱应试教育压力。②改革考试制度。将教学与考试相统一，赋予一线教师命题权，在考核上只考基本知识点，关于思维能力和创造性的考核不以分数评判，彻底削弱分数竞争，从根本上减少课外培训需求。③加大素养教育(这里所说的“素养”教育包含三方面内容：即道德修养;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心智;实际动手能力)。开设创新和道德教育课程，首先对教育工作者进行再教育，使之树立“以德为先”的创新教育理念;减少标准知识灌输，强化启发式教育，使孩子尽早形成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报告受国家高端智库课题“围绕大国竞争的科技发展研究”“科技强国行动纲领编制思路与重点任务研究”资助。感谢王书华、邵学清、丁明磊、卢阳旭等专家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