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创新分工”视角观察当前国际竞争格局—基于中、美、德三国的比较

　　文/李研(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当今世界，“创新”作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期驱动力，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并推崇。从经济学意义上，“创新”被熊彼特定义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实现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基于这个定义，科技创新则是科学技术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形成的、实现经济价值的新组合。

　　在国际交流中，“创新”一词正变得越来越流行，甚至有被泛化的趋势。但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因存在发展阶段、创新资源、社会文化等方面差异，在生产、配置科技要素并实现其经济价值过程中，倾向于从事本国具备“比较优势”的创新活动，全球范围内实际上存在着“国际创新分工”的现象。

　　中国、美国、德国在各自擅长的创新活动方面具有代表性，并在依靠创新实现经济增长方面均表现不俗(中国、美国、德国作为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三国GDP之和占全球比重超过40%。三个国家在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创新方式上特征明显，是研究“国际创新分工”的理想对象。2018年WIPO发布的国家创新能力排行榜上，中国、美国、德国分列第17、第6和第9位)。本文通过中、美、德三国比较的方式，研究了“国际创新分工”的内涵及成因。以“国际创新分工”为视角，对于认清及应对当前我国所处的国际竞争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什么是“国际创新分工”?

　　经济长波理论显示，周期性技术进步是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以历次技术革命为标志，世界经济共经历了五轮以实现创新为特征的经济周期，每一轮周期都伴随着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直至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逐渐衰竭(佩里斯，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创新的历史表明，无论技术革命发生在哪里，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占新技术带来的经济价值。新技术在全球范围扩散的过程，就是各个国家实现、消化、分享新技术经济价值的过程，也即本文研究意义上的“创新”。

　　国际分工的历史，大致经历了资源配合、产业配合、工序配合三个阶段。早期国际分工的特征是欧洲殖民者主导少数工业国对广大亚、非、拉农业国进行资源掠夺，这种分工的实质是机器和原材料的相互配合。进入电气化时代以后，电力、石油、化工等新兴部门相继建立，国际分工向产业配合方向发展，如英国发展钢铁、美国生产谷物、德国发展化学工业。信息技术革命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国际分工程度进一步加深，由产业间配合逐渐过渡到工序配合阶段(何茂春，2016)。

　　工序配合阶段，由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国际化过程使各国经济依赖性大大加强。作为技术后进者的发展中国家，其消费市场、劳动力、生产配套等资源对于技术领先国家越来越重要。在新的技术革命没有发生情况下，各国只能在已有技术范式下挖掘经济增长潜力，一个国家围绕“创新”能够提供哪些资源，开始替代“技术”成为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条件。

　　“创新”过程的复杂性、新技术价值实现的多样性，意味着不同国家在参与国际创新合作时拥有多种方式。与创新相关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得一个国家从事某种创新活动时(如发明新产品)比其他国家更具效率，从事另一种创新活动时(如大规模制造)不具备效率，这就是参与国际创新合作时的“比较优势”。

　　以中、美、德为例，三国在创新资源禀赋方面差异明显，如美国拥有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人才、德国具备领先的工业化能力、中国则拥有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这些差异意味着三国在创新方面实际上各具“比较优势”，擅长的创新活动、执行创新的主要主体也不可能相同。

　　20世纪90年代，全球进入新一轮技术经济周期，信息通信技术(ICT技术)开始在全球扩散。中、美、德三国参与本轮创新周期的过程，呈现出以下局面：美式创新具有较强的“原创性”特征，它能给全世界带来一种不曾见过的产品或服务(如苹果手机、特斯拉纯电动汽车、Facebook社交媒体等)，但对这种“原创性”的进一步挖掘、利用并不是其所擅长。德式创新则是在工匠精神和专业主义指引下，对产品质量和生产流程进行持续性改进(如ICT和制造业结合产生的“工业4.0”)，“原创性”不是其主要目标(Carla Hommes、Anselm Mattes、Doreen Triebe,2011)。中式创新则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大大丰富了与ICT技术相关的终端产品和服务(如小米手机、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等)，为全世界范围消费者提供了更多性价比选择。

　　在本轮技术经济周期中，美式创新、德式创新、中式创新一方面各取所长创造价值，一方面又相互配合确保了ICT技术经济价值在全球范围内的充分实现，形成了一种新的分工局面。

　　基于以上分析，“国际创新分工”可以定义为：经济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因从事创新活动的资源禀赋、社会文化等条件不同，凭借各自比较优势，平等参与全球创新合作，逐渐消化掉新技术经济价值实现的现象。“国际创新分工”因国家间创新比较优势的变化会动态调整。“国际创新分工”可以理解为一种现象、一种局面、一个过程。

　　二、什么造就了国际创新分工?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生产要素加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一国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力渐微。国际创新分工的形成，是资本主导创新要素全球化配置、不同国家根据各自“比较优势”参与创新合作的结果。总体而言，三方面因素促成了国际创新分工的形成。

　　(一)各国创新资源禀赋存在差异

　　在生产力不发达情况下，“自然资源禀赋论”能够解释国际贸易及国际分工现象。然而在经历了几轮技术革命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已大幅提高，由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研发、商业化的链条大大缩短，国家间经济合作开始以“创新”为线索展开。

　　创新的过程需要多种资源。从人的角度看，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技术经纪人、银行家、技术工人、制造工人、消费者等都要参与其中;从物的角度看，科学理论、实验装置、工业设备、资金、原材料等缺一不可;从制度的角度看，鼓励创造、产权保护、金融、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制度要共同作用。由于存在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在某一时点上，各个国家拥有上述创新资源的状况不可能相同，即存在着创新资源禀赋的差异。

　　以中、美、德为例，三国之间创新资源禀赋的差异非常明显。美国作为移民国家，不断吸收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到美国从事科研工作，拥有最多数量的世界一流大学和完备的国家实验室体系。美国还拥有支持原始型创新的金融体系以及永远在想着“改变世界”的创业者们。德国虽没有像美国一样卓越的原创能力，但其在产业技术开发、技术工人培养方面资源丰富。德国还拥有专注于某个细分市场的中小企业，它们是德国创新的“隐形冠军”。中国作为创新的“后发者”，在创新资源方面则拥有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充足的劳动力，以及不断发展的大规模制造和配套能力。创新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得中、美、德三国在创新方面相互比较优势明显，“美国创造”“德国工匠”“中国制造”都成为国际创新合作语境下的关键词。

　　(二)国际资本力量推动创新分工形成

　　国际分工进入到工序配合阶段后，国家边界开始弱化，跨国公司成为分工的主体。跨国公司将提供某种产品的过程分解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互相关联的活动，如研发、采购、制造、分销、服务等，致力于打造和改善自己的价值链。

　　资本支撑跨国公司运营。依托跨国公司这种形式，资本实际上具备了“世界眼光”，可以在全球范围寻找资源，不断尝试新的生产函数。在工序配合阶段，自然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的作用趋于减弱，科研能力、技术水平、企业家精神、市场规模、法制环境等能够影响某一环节效率的条件，成为资本在选择目的地时考虑的重要因素。资本追求效率，不断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能提高某一环节效率的“洼地”，一国在创新方面的“比较优势”于是成为资本青睐的对象。无论是风险投资在硅谷追逐“创意”，还是苹果、特斯拉等跨国公司在中国兴建工厂，以及近年来中国企业收购欧洲高技术企业，其实质都是国际分工发展到工序配合阶段，国际化资本对创新比较优势的追捧，也推动了国际创新分工的形成。

　　(三)文化因素深刻影响各国创新方式

　　一国在国际创新分工中扮演的角色，还受该国文化影响。文化在一个国家发展进程中逐渐沉淀形成，相对于政治和经济，一个国家的文化更具稳定性。中、美、德三国文化中的一些特定因素促进了各自创新方式的形成。

　　美国的“开拓精神”为其原始型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从最早一批移民英国清教徒到达美洲，到后来拓展美国疆域的“西进运动”，美国人性格中“开拓精神”不断巩固。“开拓精神”的内涵包括鼓励打破常规、勇于承担风险、宽容失败、追求个人成功等元素。在“开拓精神”的引领下，力求原创、热衷于发明成为美式创新的价值追求。

　　德国“渐进式创新”源于德国社会文化中的一个独特要素——“追求安全感”。面对技术进步，德国人是谨慎和保守的。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德国政府率先宣布全面放弃发展核电。“追求安全感”文化的形成，与德国历史紧密相关。近100年来，德国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从一战和二战的失败，到长达40年的冷战，造就了德国人内心深处潜移默化的不安和恐惧感。“追求安全感”文化阻挠创新成果被德国民众接受，“德式创新”逐渐走上保守主义和渐进主义的道路。

　　系统思维、整合思维是“中式创新”的方法论基础。相对于西方人习惯用“原子化”思维从技术发明、零部件替代角度理解创新，中国人具有通过整合已有技术、市场、资金等资源以实现整体创新价值的文化惯性。这也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背后的文化逻辑。“中式创新”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以满足需求为导向，注重产品功能的集成，是一种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和效率驱动型的创新(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5)。如微信平台整合了社交、购物、理财、出行、缴费等多种功能，与国外类似产品往往只注重单一功能有较大的不同(胡志坚，2017)。

　　三、启示：从“国际创新分工”视角争取有利于我国的舆论环境，对内处理好“扬长”和“补短”的关系

　　(一)以“国际创新分工”应对技术拜物教，建立有利于我国的国际创新合作话语体系

　　现有国际创新合作中的争议性问题，多围绕“技术”做文章，如一些国家指责我国“强制技术转让”“技术偷窃”等。然而以跨国技术转移为线索的传统合作理论，已不能充分解释以共谋“创新”为特征的现实合作现象。

　　面对一些国家针对“技术”问题对我国的批评，我国可提出自己对当前国际创新合作的判断和理解。“国际创新分工”能够应对当前国际舆论中的技术拜物教：一国不能因为提供了技术就占据国际创新合作中的道德高地;国际合作不能只见技术实体、不见技术背后的合作关系，只见技术的使用价值、不见技术的价值实现过程。发展中国家丰富产品线、降低成本、扩大市场也是对国际创新合作的贡献。

　　提出“国际创新分工”及其背后的创新资源禀赋以及文化渊源，认可各国平等参与创新的价值，能从更有利于我国的角度解释国际创新合作现状，建立有利于我国的国际创新合作话语体系。

　　(二)通过“国际创新分工”更有力支撑我国全球化主张，提升我国参与和影响未来新国际经济秩序的能力

　　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在国际社会涌动。国际社会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声音此起彼伏，两种声音都在寻求能够支持本方论断的证据和理由。我国是“全球化”坚定的支持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表明了我国支持全球化的立场。针对全球化问题争论，将对未来国际局势发展、国际规则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国际创新分工”符合我国在全球化问题上的立场，能为我国支持全球化提供新的论据，从创新的角度解释全球化问题和全球化现象。在这一关键时期提出“国际创新分工”，将更有力支撑我国全球化主张，有效提升我国参与和影响未来新国际经济秩序的能力。

　　(三)从“国际创新分工”的视角审视当前我国创新能力，处理好“扬长”和“补短”的关系

　　“国际创新分工”还为审视我国当前创新能力提供了一面新的透镜。通过中、美、德三国比较，可以看到我国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优势和劣势都非常明显。一方面“中国式创新”充分发挥了我国创新的“比较优势”，支撑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也为世界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我国在“美式创新”意义上的原创能力明显不足。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整体上相对落后，率先提出的原始性科学思想和前沿探索研究方向不多。

　　当前形势下，我国在依靠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扬长”和“补短”的关系。一方面要充分认可我国在参与“国际创新分工”时具备的市场规模、配套能力、传统文化等优势，不以技术为单一标准判断我国创新能力。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扩大开放，不断巩固我国创新的“比较优势”，使“中国式创新”牢牢占据国际创新分工中的关键一环。另一方面，要深刻认识我国对比美国、德国等国家在技术原创能力、工匠精神方面的不足。通过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在“扬长”的同时适时“补短”。从定位上，这种“补短”，在一定时期内，不应是以实现“超越”为导向的，而是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争取更多的战略回旋空间。

　　本报告系科技部战略研究专项“习近平科技创新思想研究”(ZLY201701)、“中国特色科技创新理论内涵研究”(ZLY20170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我国科技创新重大问题研究”(ZLY201731)、“国家创新体系发展趋势、国际经验与模式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加研讨人员：李哲、李研、杨洋、郝君超、康琪、蔡笑天、杨晶等(“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研究”专题研究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