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中国杂志

抓三个关键,促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来源:《科技中国》2018年第八期p58-59

日期:2018-07-11

  文/张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8年4月26日,教育部科技司、中关村管委会在中关村展示中心召开“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分园创新发展能力”会议,双方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在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了六项重点任务:(1)推动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建设;(2)推动在京高校概念验证中心建设;(3)推动在京高校与企业联合建设协同创新中心;(4)推动全球前沿技术创新大赛举办;(5)建立中关村各分园与在京高校合作机制;(6)支持在京高校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三项支持政策:(1)促进国家、北京市及中关村政策集成适用;(2)强化政策先行先试;(3)强化对在京高校的政策引导。三项保障措施:(1)教育部科技司与中关村管委会共同加强组织领导;(2)中关村分园积极出台配套措施;(3)在京高校加快完善校内激励机制。从组织机构、政策制度、运行机制到具体举措,应该说《实施方案》比较客观、全面地分析了目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存在的一些关键性障碍因素,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力图通过中关村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推动中央和北京市关于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系列政策落地,让大学更好地扮演知识经济时代被赋予的新角色,让大学的知识和技术优势更顺畅地实现其商业化价值,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那么,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到底难在哪里?实施方案是否真正能够产生预期的政策效果?

  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难的两个症结

  1.成果本身的问题

  一是缺乏市场价值,很多高校科研成果包括已经申请专利的成果只是为了课题结题或评职称,缺乏真正的商业应用价值,从专利的申报量高而维持率低可以看出。2017年,我国专利申请量为138.2万件,美国为60.2354万件,我国是美国的2.29倍,其中高校作为申报主体的有33.6158万件,但我国专利维持率只有49.6%,专利平均维持周期我国是5~6年,美国是10年以上。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从源头讲,在于我国科研体制和导向的“非市场化”问题。我国的高校科研项目“闭门造车”的比较多,从市场需求出发主动研发的比较少,因此,很多高校科研成果本身就不具备商业价值,成果持有人自身就没有信心做商业化应用。这与美国有本质区别。美国把科学研究大体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基础研究并不单独作为一项申报计划,而是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共同合成一个计划。这使得美国的大学和科研人员十分重视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即便是探索性、基础性研究,也与企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将自己基础性研究项目与企业的实际应用和开发需求结合,一个研究项目经常可以派生出若干应用,产生论文、专利、产品、衍生企业等多种产出形式,各方利益主体各得其所,实现“多赢”。二是从成果到商业化应用的“死亡之谷”太长,投入太大,企业无法承担。科技成果无法有效地商品化、产业化,导致科技成果与产业化发展之间出现断层,被称为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现象。由于我国大学的科研成果基础性研究较多,与企业联系不够紧密和深入,从诞生之初就缺乏“商业化”价值,因此从成果到商业化应用的“死亡之谷”更长,企业往往望而却步。而美国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打包”的模式,则在提升成果本身的商业价值含量的基础上,也缩短了转化周期,加上大学、企业、政府都有专项基金支持企业跨越“死亡之谷”,所以转化率很高,而且速度很快。《实施方案》看到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死亡之谷”的问题,推出了“建设在京高校概念验证中心”和“根据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投资在京转化项目和企业的投资额,给予10%~15%风险补贴资金支持”两项措施,但对企业和投资人投资支持高校科技成果跨越“死亡之谷”的激励作用显得不足。

  2.高校评价体系的问题

  大学评价指标体系中科研份量过重,而科研评价指标体系中成果转化指标又不够份量。即使这新出台的《实施方案》的支持政策,“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纳入‘双一流’建设考核评价体系”看似有力度,但我们是不是应该追问一句:权重多少?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决策,从2017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教研〔2017〕2号)可以看出,涉及到大学发展的方方面面,如果科技成果转化这一项的权重太少,那又如何能让资源、时间都有限的高校放弃或轻视其他更重要的指标,而选择将政策、资源、时间、资金倾向于科技成果转化这一指标的建设?这显然是非理性选择。再者,教师特别是科研人员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成果来源和关键主体,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至关重要。《实施方案》的支持政策也提到了“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列入高校教师考核评价改革的总体要求,纳入聘任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推广与服务岗位教师的主要考察指标,作为其职称(职务)评聘、岗位聘用的重要依据”,这是非常好的措施,绩效考核和职称(职务)评审是对高校教师有力的激励手段。但只面向“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推广与服务岗位”未免受众群太小,激励效果不够。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真正的关键应该是科研人员,他们是技术成果的源头、促成转化的关键人物。但目前对科研人员评价的指标体系中,科技成果转化所占比重太小,而且评价指标多为专利申请量或授权量,这样的指标流于表面化、形式化,使得很多科研人员为了专利而专利,不考虑专利的真正价值,难以达到真正的引导和激励作用。无论对高校整体还是对高校科研人员个体,缺乏有力的指挥棒,政策难以发挥真正的激励作用。

  二、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三个关键

  1.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改“奖励”为“激励”

  科技成果转化既要符合科技发展规律,也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所以应该在政府的引导和奖励之外,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市场机制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具体应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筛选。市场知道哪些成果具有商业价值,哪些应该转化,目前靠政府或高校推广科技成果或主导转化落地的做法,有些本末倒置。二是路径。怎样转化、落地,采取什么方式,配套什么资源、如何组合,需要多长周期,哪些政策机制应该发挥作用等关于转化路径方式问题,也应由产品市场和投资市场共同决定。三是科研。应发挥市场的倒逼机制,对高校科研的源头进行调整,借鉴美国高校的做法,从立项开始就考虑商业化应用问题,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立项有效整合,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创新效率。军方项目也可以在脱密处理后采用同样模式,以缩短应用周期,节省研发资源,实现军民融合。

  2.出台针对高校的分类评价指标体系

  从国家整体来看,对高校的定位应多元化,避免同质化;从高校个体来看,应找准定位,突出特色。对于科技成果转化,也不应一窝蜂、一个模式、一个评价指标,而应分类评价。比如,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应该突出国际技术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瞄准未来科技趋势提升我国关键技术领域企业的研发能力,布局于五年、十年后的商业化应用;对于一般研究型大学,应发挥技术咨询和开发的知识资源优势,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推动即时的成果应用和转化,支持企业技术研发和升级;对于应用型大学,则应着力于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一般性技术支持工作,做好大量中小型企业的技术服务支持。此外,综合性大学、理工优势的大学、特色专业型大学,在科技成果转化中,也应有各自的定位。教育部的评价体系,也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大学而有所区别。

  3.加大对应用研究为主的科研人员的支持和激励力度

  高校内部区别对待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不同特点,加大对应用研究为主的科研人员的支持和激励力度,尽快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职称晋升通道,或在现有职称评价体系中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所占比重并调整具体评价指标。这项措施是对千千万万高校科研人员的指挥棒,让那些真正有志于商业化应用的科研人员找到出路,也会对其他科研人员有一定的引导和激励作用。在指标的设定上,应结合考虑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而不是简单的专利申报。当然,设定什么样的指标,应综合考虑企业需求和高校一线科研人员的实际情况,以及政府需要的导向目标,同时还要兼顾高校的其他职能。毕竟,知识传承、人才培养是大学从设立之初就被赋予的基本职责,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则是随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进一步衍生出的大学功能。需要通盘考虑,不可偏废。

  总之,从源头入手,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变“奖励”为“激励”,才能真正发挥政策的作用,让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现“量质同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