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科学奖励制度的建立与首次评奖

 

 

摘要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科学奖励制度的建立与首次科学奖金的评奖，是中国科学院发展史和中国当代科学史上值得关注的重要史事。科学院建立科学奖励制度，主要是在苏联培养科学干部的经验的影响下，打算通过实施科学奖励解决在培养科学干部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并加强对科学家的团结工作，从而试图促进科学院的发展。首次科学奖金的评奖，先由科学院各学部评选，再相继由科学奖金委员会和院务会议审议。各学部均以请奖著作本身的学术水平作为根本尺度，本着实事求是和宁缺毋滥的原则，以同行专家“三审定案”制和民主的方式评选。科学奖金委员会和院务会议都基本尊重各学部的推荐意见。这次评奖并未受到过多的政治干预，科学院在评奖中实现了高度的学术自治，为日后中国科技奖励的评奖树立了一个典范。

关键词 中国科学院 科学奖金 科学干部 学部 科学奖金委员会

 

1955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实施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这标志着中国科学院科学奖励制度的建立。次月，科学院即决定颁发第一次科学奖金，并于1956年和1957年间负责组织了评奖和授奖。在中国科学院发展史和中国当代科学史上，中国科学院科学奖励制度的建立与首次科学奖金的评奖，可谓是值得关注的重要史事。不仅因为这个制度的建立意味着新中国科学奖励制度的初步形成，还在于这次评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以及中国科学界的重要活动，在新中国史无前例；这次奖励实乃新中国首次全国性的自然科学奖。迄今，学术界虽然对中国科学院第一次科学奖金的颁发有所论述，[①]但是尚未对科学院建立科学奖励制度的原因进行探讨，也还没有对这次奖励作全面和清晰的研究。本文通过梳理档案资料和相关原始文献，论述了中国科学院从建立科学奖励制度到推荐、评审第一次科学奖金请奖著作的过程，分析了其间各种因素的影响和这次评奖的历史意义。

 

 

1953年2月，在全面学习苏联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科学院派出了访苏代表团。了解和学习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科学如何从旧有基础上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经验乃代表团的任务之一。访苏期间，代表团了解到培养科学干部是苏联和苏联科学院取得重要科学成就的中心环节。直到当时，苏联科学院仍把该环节作为一项最中心的任务。同时，苏联和苏联科学院注重培养健康的学术风气。实施学术奖励是培养这种风气的重要方法之一。不仅苏联对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的学者颁发斯大林奖金及国家勋章，而且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设有62种以著名学者命名的奖金，其学部和研究所每年都有评奖。[②]

1953年5月返国之后，代表团作了一系列的传达访问情况和收获的报告。1953年6月20日，团长钱三强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务常务会议上报告了访苏情况。介绍苏联培养科学干部的经验，是其报告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说：苏联培养科学干部不仅主要依靠研究生院和博士生院，还依靠学术奖励。苏联的学术奖励制度对于推动科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③]1953年7月3日，代表团成员曹言行在科学院召集的产业部门、高等学校部分土木工程学家参加的座谈会上建议科学院考虑设立科学奖金，以奖励科学的研究和发明。他说：这样可以推动对苏联先进经验的学习，以解决土木工程建设中的一些迫切的重大技术问题。[④]代表团成员刘大年还撰文介绍苏联培养科学干部的经验。他说：培养科学干部的问题在苏联党和政府的各种措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苏联主要科学中心的苏联科学院，除了从事重要科学问题的研究之外，还在所有科学领域中培养高质量的科学干部。这与苏联科学的快速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还强调：“苏维埃政府和科学研究机构中有一套完整的科学工作奖励制度，这也是苏联培养科学干部，推动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⑤]

1953年8月27日，代表团临时党支部书记张稼夫在科学院第28次院务会议上建议科学院在该年度制订“科学研究奖励办法”和召开“评奖会议”。[⑥]这次会议决定责成有关部门准备材料，提交下次院务常务会议讨论。[⑦]此后，科学院很快将培养科学干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53年10月，科学院召开所长会议。会议强调了培养科学干部与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的重要性，指出这是发展中国科学的重要环节。[⑧]1953年11月19日，科学院党组在向毛泽东和中央呈送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中郑重提出：“大力培养干部是我国科学工作的长期的中心任务，并要求把它都具体规定到研究工作计划中去。”报告还讲：科学院为做好培养科学干部的工作，将“组织专门委员会讨论并制订研究生条例草案和学术奖励办法草案，经政务院批准后，争取在一九五四年第三季度招收第一期研究生，开始有计划地培养科学干部的工作。”[⑨]1954年1月，科学院在是年工作计划中明确规定：建立学术奖励制度，并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科学著作进行评奖、授奖。[⑩]

培养科学干部的问题之所以很快得到中国科学院的高度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苏联培养科学干部的经验的结果，但也是由科学院培养科学干部的状况决定的。我们知道，中国科学院成立不久，即确定了办院方针，并接管和调整了研究机构，进行了自身的组织建设工作。而对于培养科学干部的工作，科学院成立以后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科学院的多数研究所在这方面成绩不佳，科学研究的后备力量明显不足。并且，培养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科学干部，又并非短期所能见效。因而，在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社会环境下，培养科学干部的工作，就成为科学院的当务之急。1954年1月28日，郭沫若在政务院第204次政务会议上作了关于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他说：

“积极培养科学干部是科学发展的基本环节，没有新生力量的不断增长，科学事业将停滞不前。由于科学各部门的门类繁多，要求各异，要培养出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科学干部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科学院对培养科学干部的工作，过去缺少认真的计划，只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没有一定的制度和经常的领导。除少数研究单位领导上比较重视，收到一定的成绩外，一般都做得很差，没有积累多少经验。因此，必须在全院范围内使大家从思想上明确培养干部是科学院长期的中心任务，并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苏联经验，制订切实可行的制度与办法。”[11]

郭沫若所说的“制度与办法”，即指研究生条例和学术奖励办法。后者就是后来所制定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从客观上讲，科学院决定建立科学奖励制度不仅由于这是培养科学干部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在于实施科学奖励对于激励科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这符合广大科学家的意愿。同时，科学院建立科学奖励制度，也有利于加强对科学家的团结。1951年至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使得科学院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受到打击，并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科学院成立以后，由于有些青年人对老科学家要求过高、过急或片面强调科学的实际应用价值和个人发展前途，也影响了部分科学家的工作热情。有些科学家甚至不愿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学生。[12]这些非但不利于对科学干部的培养，还影响到科学院的发展。因而，在将培养科学干部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的同时，科学院也开始关注加强对科学家的团结工作，并将科学奖励作为方法之一。关于这项工作，郭沫若强调：

“必须教育青年尊重老科学家，并认真地向老科学家学习，使他们在科学研究业务上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愿意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下一代。必须给老科学家以一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对于他们的发明和创造必须给以物质或精神奖励，尊重他们的知识劳动的成果。”[13]

1955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奖励制度的建立，亦与党和人民政府对于科技奖励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奖励科学工作者的重要研究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解放区已有的政策。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掌新政权后，对于科技奖励更加重视。作为新中国初期的宪法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即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14]1950年8月，政务院还发布了《政务院关于奖励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决定》。1954年3月8日，中央对科学院党组1953年11月19日的报告作了批示，同意科学院建立研究生制度和学术奖励制度。批示指出：“为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学位制和对科学研究的奖励制度是必要的。中央责成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提出逐步建立这种制度的办法。”[15]当时科学院尚属政务院下的一个政府职能部门。党和政府的科技奖励政策尤其这次批示，自然会对科学院建立科学奖励制度产生积极的影响。

 

 

1954年6月12日，中国科学院成立研究生条例和学术奖励办法起草委员会，任命副院长竺可桢为主席。[16]此前，政务院于是年5月6日第215次政务会议通过《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暂行条例》。委员会成员不仅来自科学院，还来自高等教育部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其中，有钱三强、钱伟长、周培源、贝时璋、尹达、沈其益、黄松龄、曾昭抡、曾毅、周培源、杨石先、陈凤桐、李范五、涂长望、胡锡奎等。[17]1954年6月25日和7月3日，委员会相继召开两次工作会议。[18]1954年7月29日，科学院第29次院务常务会议通过了委员会起草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草案）》和《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19]在征求意见后，委员会又对这两项草案作了修订。

1955年5月6日，科学院党组将这两项条例的修订草案上报中央宣传部审核，并请中央书记处审阅批示。[20]1955年8月5日国务院通过后，由周恩来于8月31日签发颁布实施。[21]由于科学奖金不仅由国务院颁布实施，还面向全国科学工作者，从法律和获奖者的范围的角度讲，它属于国家科学奖。当时，如同科学奖金条例这样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均予以奖励的法规，在新中国还是第一个。

国务院颁布实施的科学奖金条例修订草案，即《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22]《条例》凡11条，规定了科学奖金的奖励目的、评奖范围和标准、奖金等级和额度、颁发年限、推荐方法、评选机构和方法等。根据《条例》，“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科学研究工作或科学著作，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或对国民经济、文化发展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不论属于个人或集体的，均可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授予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条例》还规定：“凡外国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或科学著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的，经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委员会的审核，并经中国科学院院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可以授予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光明日报》报道说：“这是由于我国科学事业是为和平服务的，它将会得到许多外国科学家的帮助。对于外国科学家在这一方面的辛勤劳动和卓越贡献，我国人民应当有以答谢。”[23]

《条例（草案）》与《条例》均将科学奖金分为三等，从科学奖金条例起草到修订，各等奖金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24]《条例（草案）》规定，一等奖5000万元，二等奖3000万元，三等奖1000万元。根据《条例》，一等奖10000元，二等奖5000元，三等奖2000元。1954年委员会制订《条例（草案）》时，我国尚未实行币制改革。《条例（草案）》所规定的一至三等奖金，相当于1955年实行币制改革后的5000、3000、1000元。这就是说，《条例（草案）》被修订后，一等和三等奖金均翻一倍，二等奖金增加2千元。当时，1万元可谓是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这相当于科技人员年平均工资448元的22.32倍，[25]也相当于科学院一级研究员近3年、副研究员逾4年、助理研究员约10年的工资。[26]此外，《条例》对于获奖者的荣誉称号和奖章的授予也有明确的规定：对个人工作获奖者授予荣誉称号和奖章；对集体工作获奖者，荣誉称号和奖章仅授予在该工作中有创造性贡献者。这是《条例（草案）》所未规定的。

同时，《条例》延长了奖金颁发年限，加强了推荐的严格性，扩大了推荐和评选范围。《条例（草案）》规定科学奖金每年5月5日颁发，《条例》改为每两年颁发一次。科学院在第一次科学奖金评奖后，经征求学部委员和院内相关人员意见，又计划将颁发年限改为4年。原因是“时间适当延长，可能有较多的科学论著出现，更有利于评奖工作的进行”。这于1957年7月12日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27]根据《条例（草案）》，科学院各学部委员、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国内各科学研究机构、高校可负责推荐请评著作。《条例》则将推荐者的范围扩大到科学院各学部、各研究所、国内各科学研究机构、高校、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各直属机构。《条例》对于推荐材料的要求，也要较《条例（草案）》严格。因为《条例》增加了推荐机构须提交所推荐著作的学术鉴定的规定；对于在国民经济上有重大意义的评价，还要求提交有关业务部门领导人签署的证明文件。

《条例》还规定：科学工作者本人或负责推荐的机构，对于所推荐的著作未能当选若有异议，可再推荐一次。科学院负责组织评审，先由各学部负责审查，再由科学院科学奖金委员会统一审核，最后由科学院院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授奖。学部审查请奖著作时，按其在学术或在国民经济上的意义及工作本身的创造性进行评选和评定等级，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结果。学部评选时，还可邀请有关专家组织专门小组审查。根据《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委员会暂行组织规程》（以下简称《组织规程》），科学奖金委员会对于学部评选结果的审核也相当严格。《组织规程》规定：委员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核决定，投票表决时必须有2/3以上委员参加，必须有到会委员2/3以上的票数通过者才能当选。[28]这些不仅体现了科学院科学奖励制度的审慎和民主，而且对于保证科学奖金的社会声望具有重要作用。

科学奖金之所以面向全国科学工作者，而不是只有中国科学院的人员才能获奖，可能是科学院在新中国的建设亟需科技力量的特定社会环境下，为提高自身的学术领导权威性和推动全国科研工作的展开而采取的一种战略选择。科学院建院之初，在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科学院是全国的最高科学机构。[29]为加强科学院对工业、农业、卫生、教育、国防各部门的联系，以便计划与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事业，政务院于1951年3月5日还专门发布了指示。[30]然而，科学院建院初期是一个行政性很强的机构，其名义上是全国的最高科学机构，但尚缺乏对全国科学工作领导的权威性。当时许多科学家并不承认科学院的最高学术地位，认为科学界的真正领导是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31]

1953年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后，全国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国家建设对于科学工作的要求非常巨大而迫切，而全国科技力量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32]科学院作为全国的最高科学机构，自然要成为动员和组织全国科技力量来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主角。1954年3月8日，中央在对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中还明确指出：“科学院是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除了应以主要力量组织本院的科学研究工作外，还必须密切联系全国科学工作者，协助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同时，批示提出了建设以科学院为中心，包括与高等学校、各产业部门在内的全国科学研究工作体系的方针。[33]为了动员和组织全国科技力量来为国家建设服务，履行联系全国科学工作者和协助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职责，科学院仅仅依靠行政领导是不行的，必然要提高对全国科学工作领导的权威性。而将科学奖金面向全国科学工作者不失为良策。

 

 

《条例》颁布实施之后，中国科学院于1955年9月22日召开的第41次院务常务会议做出颁发第一次科学奖金的决议。决议规定：科学院于1956年内颁发第一次科学奖金；奖励名额20名至30名；推荐日期从1955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各学部的评选于1956年2月底截止；科学奖金委员会于1956年4月15日前将审核结果报院务委员会；获奖名单于1956年5月4日公布。[34]这次会议还通过了《组织规程》。其规定科学奖金委员会任期4年，在院务委员会领导下掌管关于科学奖金的工作。[35]

科学奖金委员会成立于1955年10月，这稍晚于《组织规程》的通过时间。郭沫若担任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四光、梁希、黄松龄为副主任委员。委员包括石志仁、刘仙洲、贝时璋、吴有训、吴玉章、汪胡桢、竺可桢、周扬、周培源、周仁、陈伯达、胡乔木、胡绳、苏步青、侯德榜、茅以升、陶孟和、庄长恭、黄汲清、张稼夫、华罗庚、曾昭抡、冯德培、童第周、杨献珍、杨石先、杨钟健、赵忠尧、潘梓年、钱三强、钱崇澍、钟惠澜、戴芳澜、严济慈。[36]委员会凡38人，均为科学院学部委员。科学院正、副院长、党组书记、各学部主任和部分副主任均在其内，几乎囊括了科学院的主要领导。

科学奖金委员会成立后，其人员组成还在不断壮大。1955年10月钱学森由美返国后，即被增聘为委员。1956年1月24日，秦力生被聘为主任秘书，武衡、张明远被聘为副主任秘书。[37]1956年11月23日，于光远、尹赞勋、杜润生、范文澜、张劲夫、裴丽生、刘导生又被增聘为委员，范文澜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38]通过增聘委员，科学院党组对科学奖金评奖工作的领导力量明显加强。因为这些增聘的委员中，张劲夫为科学院党组书记，秦力生、武衡、杜润生、裴丽生均是院党组成员。

1955年9月25日和26日，科学院以院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登载了决定颁发第一次科学奖金的正式通告。[39]这两份大报还在头版相继发表了题为《鼓励科学工作者创造性劳动的重大措施》、《鼓励科学工作者创造性的劳动》的社论。[40]这为科学奖金的评奖做了必要的舆论准备。1955年9月29日，科学院还向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全国各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科联及其分会等345个单位，发出请它们推荐科学奖金请奖著作的公函及有关资料。推荐开始一个半月以后，科学院又向这些单位发出公函催办。为了推推荐工作的展开，科学院于11月22日还召集高教部、重工业部等12个单位座谈有关科学奖金的问题。[41]

然而，推荐工作起初进展并不顺利。至1955年11月底，科学院尚未收到任何单位推荐的材料。原因在于有些单位对于推荐工作不重视或对于评选标准看得“过高过严”，提不出可以推荐的著作；[42]还在于奖励名额太少，有些单位和个人对于评选科学奖金的意义也不太了解，从而不敢推荐或申报。1956年1月，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在致张稼夫的信中就说：“近来农学院有一件有趣事，即我院科学奖金条例公布后，一般都不甚重视。主要原因以为奖金名额仅二十至三十，全国有二百大学，我院有四十余机构，业务机关又有数十研究所。一般老教师还不甚了解社会主义时代之竞赛意义，‘爱惜羽毛’，不肯尝试。一般青年教师又以为我院征求格高，不敢尝试。”[43]1956年1月，华罗庚在向科学院汇报物理学数学化学部部分在京委员关于推荐工作的意见时，也提到“有的人反映名额二十至三十数目不大”。[44]其实，奖励名额相对全国科学工作者太少，表明科学奖金具有“稀缺性”。这对于保证科学奖金的社会声望是重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科学院向国务院寻求帮助。1955年12月13日，国务院发出科学院代拟的《关于迅速推荐一九五六年度科学研究工作或科学著作奖金问题的通知》。嗣后才有许多单位向科学院索要相关材料。12月下旬起，科学院开始陆续收到一些单位的推荐材料。由于许多单位反映推荐时间短迫，为使重要著作不被遗漏，科学院决定将推荐截止日期延至1956年1月31日；各学部评选截止和科学奖金委员会向院务会议汇报审核结果日期，分别延至1956年3月20日和4月20日；获奖名单仍于1956年5月4日公布。[45]1956年1月24日，科学奖金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对于尚未推荐的重要著作，各学部评选期间仍可继续推荐；推荐单位可将推荐面稍微放宽；学部和各学部所属研究所均应就全国范围的重要著作进行推荐；可推荐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外发表的科学著作，但以作者业已归国为限。[46]这为后来请奖著作推荐工作的展开创造了条件。

1956年2月，科学院重新规定了推荐截止日期和评奖结果公布日期。是月11日，科学院第7次院务常务会议决定将它们分别延至1956年3月1日和10月1日。这是因为科学院各学部需要集中力量参加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工作，“无暇兼顾”。[47]1956年9月11日，科学院第24次院务常务会议又决定：各学部于1956年10月底前将评选结果报科学奖金委员会；委员会于11月15日前将审核结果报院务常务会议；评奖结果于1956年12月1日公布；各学部常委会代行学部委员会职权，并吸收在京其他学部委员以扩大常委会的形式审查请奖著作，评选结果仍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48]

这次科学院推迟评奖及其结果公布日期，主因有三。首先，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工作花费时间较长，科学院各学部评选科学奖金的工作受到延搁。1956年6月底远景规划的制订工作初步结束后，科学院各学部才正式进行科学奖金的评选。第二，截止到1956年3月1日，科学院共收到各方面推荐的科学奖金的请奖著作539件（自然科学方面419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120件）。[49]科学奖金的评选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而请奖著作数量众多，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审查并不现实。第三，1956年科学院并不召开学部委员会全体会议，各学部召集全体委员会议颇有困难。这样，各学部以扩大常委会的形式进行评选，无疑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中国科学院各学部对于请奖著作的评选，乃评审科学奖金的基本环节。当时，科学院的学部共有4个，即数学物理学化学部[50]、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各学部对于请奖著作的评选，集中于1956年9月至11月。这次评选原本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哲学社会科学部及其所属研究所也组织了推荐和评选。而由于评奖标准难以明确、评委对于请奖著作的意见颇有分歧，以及很难遴选出较为优秀且肯定可以给奖的著作等因素的影响，哲学社会科学部最终决定暂不向科学奖金委员会推荐给奖著作。1956年11月22日，哲学社会科学部向科学奖金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学术著作评奖工作的报告”，说明了评奖的经过和困难，并提出翌年继续评奖。[51]次日，科学院召开第31次院务常务会议，决定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部分著作的评奖“分开年次，轮流举行”，1956年度仅就前者评奖。[52]

数学物理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负责自然科学部分的著作的评选。这些学部共组织300余位专家参加评选，并都采用同行专家“三审定案”制：各学部先根据请奖著作的性质，聘请学部委员和有关专家进行初审；[53]再请学部委员和有关专家复审，并在学部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进行试选；最后学部扩大常委会对准备推荐给奖著作在学术上的成就或对国民经济的意义作出正式评价，并进行无记名投票，以决定得奖著作及等级。[54]在初审和复审过程中，为了衡量请奖著作的学术性与国际水平，不少专家调查了国内外相关文献。[55]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在审查中，还采取了审查保密，本人回避的办法；[56]并且正式复审前，进行了初步复审。这是以在京常委与所长组织的筹备委员会委员，分头与其所在学科出席学部扩大常委会的学部委员和其他有关专家交换意见的形式进行的。[57]

不宁唯是，在《条例》所规定的评奖标准的基础上，各学部都制定了较为明确而严格的评奖标准。数学物理学化学部规定：一等奖著作的创造性对于其所在学科重要园地的开辟，或对于解决某些国际上认为重要的问题有一定的成就。这样的著作在国际上并非每年可出现的；二等奖著作的创造性对于其所在学科新园地的开辟有一定的初步成就，或系统、透彻地解决了某一重要问题；三等奖著作的创造性较小或在国际上属于一般，而在国内为首创或高于国内一般水平。生物学地学部规定：一、二等奖的著作应具有理论意义或创造性较高，是属于国际学术界创造性较大的科学工作，三等奖的尺度可稍宽。技术科学部规定：得奖的著作在学术上必须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并具有正确的方向性；对解决国民经济中重要问题的综合性著作也应注意。[58]

从整体来看，这些学部都将学术创造性的高低或理论意义的大小作为主要评奖标准，并要求一、二等奖都要参考国际学术水平，三等奖的标准虽可略低，但在国内也非寻常之作。尽管技术科学部因侧重各学科知识的实际应用，也奖励能够解决国民经济中重要问题的著作。其实，一些学部委员起初对于评奖标准也夹杂着照顾情绪，或希望以资历作为给奖条件之一。不过，由于多数学部委员坚持要破除情面，完全以学术水平作为给奖标准，这些委员便改变了初衷。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委员陈建功因为想照顾其学生夏道行，还提出评选要考虑政治工作。但在遭到钱三强的批评之后，他也主张评奖只从学术创造性考虑。[59]

这些学部召开扩大常委会期间，出席会议的学部委员基本都遵循评奖标准，本着实事求是和宁缺毋滥的原则，以民主的方式评选。数学物理学化学部的扩大常委会于1956年10月15至19日召开。会议对筹备委员会初步提出的27件拟推荐著作进行了正式复审，结果通过13件。这次会议决定向科学奖金委员会推荐给奖的著作，必须获得出席会议的投票者2/3以上票数。根据27位委员无记名投票结果，数学物理学化学部最终推荐华罗庚（一等19票，二等8票，三等0票）、吴文俊（一等21票，二等6票，三等0票）的两项工作给一等奖；钱伟长等（一等2票，二等24票，三等0票）、葛庭燧等（一等0票，二等26票，三等0票）的两项工作给二等奖；苏步青（一等0票，二等6票，三等19票）、唐敖庆（一等0票，二等2票，三等24票）、钱人元（一等0票，二等0票，三等26票）、汪猷（一等0票，二等2票，三等23票）、胡海昌（一等0票，二等0票，三等24票）、朱子清等（一等0票，二等2票，三等24票）、何泽慧等（一等0票，二等0票，三等26票）、戴傅增等（一等0票，二等0票，三等24票）的8项工作给三等奖。[60]

事实上，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召开扩大常委会期间，一些委员对于数学组计划推荐华罗庚和吴文俊的工作给一等奖不无异议。有的委员认为，华罗庚的请奖著作的总体水平应高于吴文俊的工作，但个别著作的水平可能要低。还有的委员说：华罗庚的工作可以给三个二等奖。不少委员对于数学组未对计划推荐给奖著作的学术内容予以说明也不满意。由此，数学组委员向物理、化学、力学小组作了说明：华罗庚的工作主要是在多元复变函数方面。华罗庚的论文于1950年发表后，在国际上对于推动多元复变函数的研究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吴文俊的工作是拓扑学及微分流形的几何学的一个基本性的工作，不仅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对于促进拓扑学的发展业已产生良好的影响。绝大多数委员在明确了华罗庚、吴文俊工作的学术创造性和数学组内部的一致意见后，对两者的工作才同意投票给一等奖。[61]

生物学地学部初审提出拟推荐著作69件。经由学科组复审、扩大常委会讨论，生物学和地学两大组分别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只推荐给奖著作12件（生物学和地学各6件）。其中，一等奖空缺，二等奖仅1件。生物学方面，钟补求（一等0票，二等20票，三等1票）关于马先蒿属的一个新系统的研究工作被推荐给二等奖；曾呈奎等（一等0票，二等0票，三等22票）、朱洗等（一等0票，二等0票，三等23票）、袁庆志等（一等0票，二等0票，三等20票）、赵洪璋（一等0票，二等0票，三等19票）、冯兰洲（一等0票，二等1票，三等22票）的5项工作被推荐给三等奖；地学方面，傅承义（一等0票，二等0票，三等18票）、叶笃正等（一等0票，二等0票，三等17票）、王钰等（一等0票，二等0票，三等17票）、章元龙等（一等0票，二等0票，三等11票，另1票同意给奖）、刘鸿允等（一等0票，二等0票，三等14票）、斯行健（一等0票，二等0票，三等14票）的6项工作被推荐给三等奖。[62]生物学组和地学组出席投票者分别为23人和18人。两组所推荐给奖著作得票均达出席者2/3。顺便提到，地质部原本推荐了李四光关于“旋卷构造及其他有关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的复合问题”的研究工作。生物学地学部学科组审查后评价很高，建议给一等奖。[63]而李四光认为自己作为科学奖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不宜请奖，从而抽回了他的著作。[64]

技术科学部于1956年11月5日至9日召开扩大常委会。会议先由各学科小组对初审和二审通过的20件著作进行了三审，结果仅通过10件。后经全体与会人员讨论和评比，又删去3件。根据29位出席者的投票结果，技术科学部最终推荐吴仲华（一等0票，二等7票，三等22票）、楼南泉等（一等0票，二等0票，三等29票）、彭少逸等（一等0票，二等0票，三等29票）、蔡方荫（一等0票，二等1票，三等28票）、李薰等（一等0票，二等0票，三等29票）、周仁等（一等0票，二等0票，三等29票）、吴自良等（一等0票，二等0票，三等27票）的7件工作给三等奖。[65]这些著作得票均超过出席者2/3。

上述3个学部收到的请奖著作分别为104件、201件、114件。[66]各学部推荐的给奖著作分别占其收到著作的11.5%、5.97%、6.1%。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各学部评选的严格性。不过，按照科学院的计划，这次评奖还包括评选中国科学家1949年来在国外发表的科学著作，而这些学部并未评选。这是因为多数委员认为国外工作和国内工作所处条件不同，评审角度难以统一，并且这方面的请奖著作太少。[67]按照《条例》的规定，各学部也评选那些对新中国科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的外国科学家的科学著作，但这次并未落实。

学部评选之后，科学奖金委员会于1956年11月23日至26日召开第二次会议。首先，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听取各学部关于科学奖金评选工作的汇报。委员会随后分为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技术科学3组，对各学部推荐的给奖著作进行分组讨论。最后，委员会于11月26日召开全体会议，对各学部提出的给奖著作进行投票表决，结果通过30件。科学奖金委员会的审核结果与各学部的推荐结果基本一致。[68]惟苏步青关于K展空间和一般度量空间的几何学射影空间曲线论的研究工作由三等改为二等。其实，关于这项工作，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初审时即列为二等奖。该学部扩大常委会投票表决时，也有6位委员投票表示同意。科学奖金委员会投票表决之前，该委员会数学物理学化学小组讨论时，考虑到苏步青“是一个小学派”及其解放前的工作，认为可将这项工作改为二等奖。小组征求华罗庚的意见，华罗庚表示同意。小组还请华罗庚与江泽涵、段学复等学部委员就此进行商量，这些数学家也无异议。赵洪璋的工作——“碧玛一号小麦选育经过”——因存在作者纠纷问题[69]，并形成“疑案”[70]，科学奖金委员会根据生物学地学部的意见，决定将其保留到科学院评选第二次科学奖金时再予考虑。[71]在审核时，科学奖金委员会原本打算在化学方面增加一些三等奖。但由于多数学部委员都不同意，这又与《条例》不符，委员会最终并未更改这方面的评奖结果。[72]总之，科学奖金委员会审核各学部所推荐的给奖著作时，对于各学部的评选意见是基本尊重的。

1956年11月29日，科学院于第32次院务常务会议通过科学奖金委员会所作的第一次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的评奖工作报告和评奖结果，并决定次月公布评奖结果和评奖经过说明。不过，次日情况即发生了变化。11月30日，科学院召开第33次院务常务会议，向聂荣臻等汇报科学奖金的评奖工作。在听取科学院的报告后，聂荣臻认为：这次评奖未评选中国科学家在国外发表的科学著作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这对于争取留学生归国和发挥归国留学生的积极性将会产生不良影响。[73]聂荣臻指出：“还是奖几个人好，开个门子，更利于争取国外的留学生，否则会形成美中不足。”[74]新归国的科学家中，钱学森的成就最为突出。其专著《工程控制论》1954年由美国麦克劳·希尔图书公司出版后，[75]受到国际科学界的重视。1956年，国际权威科学刊物《自然》的书评指出此书是一本“卓越”的著作。[76]与会者认为钱学森未在被奖之列，也是评奖工作的缺点。因为中国留学生对此会感到失望。[77]所以科学院于12月1日专门召开临时院务会议，讨论新归国科学家在国外发表的科学著作的评奖问题。科学奖金委员会在是日下午也就该问题召开第三次会议。结果决定由各学部对新归国科学家自1949年以来在国外发表的科学著作进行补评，并于12月10日前向院提出给奖著作；所有评奖结果推迟两周公布。[78]

此后不久，数学物理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分别召开扩大常委会或常委会进行补评。数学物理学化学部于1956年12月8日召开扩大常委会。会议决定对已被推荐和该学部曾酝酿推荐的这类著作进行补评。出席者凡18人。经由无记名投票，数学物理学化学部推荐钱学森（一等17票，二等0票，三等0票）关于“工程控制论”的工作给一等奖；推荐李敏华（一等0票，二等0票，三等18票）关于“塑性大应变的轴对称平面应力问题在金属硬化区的解法和一般性的结果”的工作给三等奖；推荐黄昆（一等0票，二等1票，三等16票）关于“晶格的理论”的工作给三等奖。[79]这些工作得票均超过出席者2/3。

生物地学部于12月4日召开扩大常委会。经讨论，这次会议决定在科学院评选第二次科学奖金时，再对这类著作进行评选。这一方面是因为该学部大部分委员对于生物学和地学方面的新归国科学家的情况了解不够，并且当时尚无合适的论著可以提出给奖；另一方面是因为多数委员认为评奖工作是一个反复、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不可能在几天内做好。[80]

技术科学部原本定于12月7日召开常委会，讨论补评和增补学部委员的问题。而由于请假人数过多，会议临时改由到会的茅以升、赵飞克、侯德榜、石志仁就这些问题进行座谈。在这次座谈的基础上，学部决定将吴仲华的工作提升为二等奖，推荐柯俊、汪闻昭的工作给三等奖。提升吴仲华的工作，是因为技术科学部考虑到他1949年后在国外发表的工作与他先前请奖的国内工作具有连续性，其工作不仅使燃气轮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并且实践意义较大。关于柯俊、汪闻昭的工作，技术科学部实际在是年11月5日至9日的扩大常委会上已有讨论。当时，学部认为可以考虑给三等奖，而由于这两项工作均在国外发表而作罢。[81]

这3个学部补评或讨论之后，旋将结果提出于科学奖金委员会，并获审核通过。1956年12月14日，科学院召开第36次院务常务会议，通过科学奖金委员会关于新归国科学家在国外发表的科学著作的补评工作的报告和审核结果。[82]这就是说，通过这次补评，新归国的科学家钱学森荣获一等奖，吴仲华改获二等奖，李敏华、黄昆、柯俊、汪闻韶均获三等奖。

 

1957年1月24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公布了第一次科学奖金的评奖结果（如表1）。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巴尔金和主席团学术秘书长托布切夫，不久即代表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致电郭沫若向科学奖金获得者祝贺。[83]1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次科学奖金的评奖结果、评审经过、得奖论著的简要说明、一等奖获得者照片，还发表了题为《我国的第一次科学奖金》的社论。这篇社论指出：通过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奖励制度，“检阅我国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奖励先进，鼓舞后起，更好地促进向科学技术的大进军，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84]

这次获奖著作凡34件：一等奖3件，二等奖5件，三等奖26件。这些著作“大多数是在学术上有创造性而又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的工作。少数几件是某些理论探索性工作或是学术创造性不够显著，而实用价值较大的工作。”[85]这些著作涉及自然科学领域的14个学科，即数学、力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农学、医学、地质、地球物理、动力、冶金、石油化学、土木建筑。这些学科大多在20世纪上半叶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其中，数学、力学、物理、化学、地质、冶金等学科获奖著作较多，数学和力学方面还均有获一、二等奖者；而动物、农学、医学等学科获奖著作较少，且为三等奖。除工程控制论、动力学等个别领域或学科外，当时国家急需的原子核物理、电子学、半导体物理学等与新技术有着直接联系的新兴学科尚无获奖著作。这些表明，1949年至1956年间我国成绩相对突出的科研成果，都在数学、力学、物理、化学、地质、冶金等研究基础较好的学科；而一些基础较好的学科，如动物、农学、医学等的研究成绩还很有限；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急需的新兴学科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从获奖者所在单位来看，34件获奖著作中，由中国科学院的人员完成的多达23件，占获奖著作的67.6%；由高校或产业部门的人员完成的有6件，占获奖著作的17.6%；由科学院的兼职人员完成的有4件，占获奖著作的11.8%；由高校和科学院的人员合作完成的有1件，占获奖著作的2.9%。若不计算补评的6件著作（这些著作是在国外完成的），由中国科学院的人员完成的也有32件，其中尚包括华罗庚、吴文俊的两件获一等奖的著作。这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后的7年间，科学院所取得的重要科研成就要比高校和产业部门显著。

从获奖者的年龄来看，34件获奖著作的作者中，3位一等奖得主都不到50岁（获奖时间以1957年计算）：华罗庚47岁、钱学森44岁，吴文俊仅38岁；获二等奖的5位主要科学家，仅苏步青超过50岁，多数都在50岁以下：苏步青55岁、钟补求50岁、葛庭燧44岁、何泽慧43岁、吴仲华40岁；获三等奖的30余位主要科学家中，只有周仁（65岁）、周行健（62岁）、朱洗（58岁）、蔡方荫（56岁）、冯兰洲（54岁）、朱子清（53岁）6人超过50岁，30岁至40岁间的居多数。主要获奖者中，年龄最小的胡海昌仅29岁。从整体上看，获奖者大多都未满50岁，其中还不乏30岁左右的年轻科学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这说明这次科学奖金的评奖，基本以请奖著作本身的水平进行衡量，对于资历或声誉很高的科学家和初出茅庐的年轻科学工作者都一视同仁，并未明显受到请奖著作的作者本身的情况的影响。

科学院公布这次科学奖金的评奖结果之后，一等奖获得者钱学森、华罗庚、吴文俊，二、三等奖获得者钱伟长、冯兰洲等都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获奖感言。钱学森说：“对于我在‘工程控制论’方面的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决定给予奖金。我激动地接受这个奖金。我激动的缘故是因为我回想起了在美国做‘工程控制论’这个研究工作时候的一段情况。我深深感到祖国的伟大，祖国六亿人民对科学研究的支持。”钱学森还回忆了他在美国“另起炉灶”研究工程控制论的原因和研究工作常被美国移民局打断的经历，以及他的工作获得成功的因素。忆及新中国通过外交渠道使他回到祖国的情景后，钱学森还兴奋地说：“现在，中国科学院肯定我这一个时期的工作有得奖的价值，这怎么能不使我激动呢？”[86]

华罗庚说：“在我听到我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的时候，感觉到莫大的光荣，但也感觉到惭愧。因为我深深知道，在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这几年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科学院这次对我的奖励，与其把它看成为对我已往工作的肯定，还远不如把它看成是对我将来工作的策励的好。在我接受了这崇高的奖励之后，我只有益自奋发，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来报答祖国，只有用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青年来报答人民。”针对新生力量的培养，他表示了决心：“我今后一定更加紧来培养青年们，使他们品质学识都优秀，并且成为接近世界水平的科学工作者。”他还满怀希望的讲：12年内要在他领导的3个数学小组中培养出不止一两个达到世界水平的学者。[87]

吴文俊说：“消息传来，我已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奖金。这使我惭愧。即使我在拓扑学方面还有过些微贡献，但因之而获得奖励，却主要还是因为党和政府对于科学工作十分重视的缘故。”[88]他在感言中重点讲述了拓扑学的意义和作用，呼吁新中国要有足够的新生力量投入拓扑学的研究，并将拓扑学设立为综合性大学的必修课程。[89]

钱伟长说：“中国科学院决定对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工作给予奖金，这对于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是很大的鼓励。……解放后，党和政府大力提倡科学，科学已经是科学家和人民的共同事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里，国家向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无穷无尽的课题。科学工作的条件也改善了，科学为人民服务已经不是口号而是实际。科学事业由于结合了国家的需要正在加速地发展着。我和我的同事们，将和全国的科学工作者一起，努力扩大科学队伍，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尽科学工作者可能尽的一切力量。”钱伟长还讲了壮大科学队伍对于新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与培养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方法。他强调：“为了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我们必须培养青年一代，发展他们的才能，使他们青出于蓝，胜我们一筹。”[90]

冯兰洲说：“中国科学院为丝虫病的传染等问题的研究给予我奖励，使我得到莫大的光荣和鼓舞。在极度的兴奋的同时，我也感到责任的重大。因此，我立志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和培养人材上，要加倍努力争取进一步的成绩来贡献给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来答谢党和政府给予我的荣誉和关怀。”冯兰洲还谈了研究昆虫传染病问题对于维护人民健康和完成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重要作用。[91]

1957年5月30日下午，中国科学院于第二次学部委员全体会议闭幕式上隆重举行了第一次科学奖金的授奖仪式。

 

学科	科学研究论著名称	作者及其出生日期	作者工作单位	奖金等次
数学	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	华罗庚（1910年）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一等
	示性类及示嵌类的研究	吴文俊（1919年）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一等
	K展空间和一般度量空间的几何学射影空间曲线论	苏步青（1902年）	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二等
力学	工程控制论	钱学森（1913年）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一等
	关于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	钱伟长（1913年）；合作者：胡海昌、叶开沅（1926年）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二等
	塑性大应变的轴对称平面应力问题在金属硬化区的解法和一般性的结果	李敏华（女）（1919年）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三等
	横观各向同性弹性体力学的空间问题	胡海昌（1928年）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三等
物理	金属中的内耗与金属的力学性质的研究	葛庭燧（1913年）等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二等
	原子核乳胶制备过程的研究	何泽慧（女）（1914年）；合作者：陆祖荫（1926年）、孙汉城（1933年）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三等
	关于晶格的理论	黄昆（1919年）	北京大学	三等
	卤素计数管与强流管的制备和它们放电机构的研究	戴傅曾（1921年）、李德平（1926年）；合作者：项志遴（1931年）、唐孝威（1931年）、李忠珍（女）（1933年）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三等
化学	贝母植物碱的研究	朱子清（1904年）；合作者：陆仁荣（未详）、黄文魁（1928年）	兰州大学、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	三等
	橘霉素化学的研究	汪猷（1910年）；合作者：丁宏勋（1919年）、屠传忠（1926年）、贾承武（未详）	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	三等
	分子结构理论	唐敖庆（1915年）	东北人民大学	三等
	高分子化合物分子量测定的研究	钱人元（1917年）等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	三等
动物	关于蓖麻蚕的试验研究	朱洗（1899年）；合作者：张果（未详）、蒋天骥（1914年）、王高顺（1920年）等	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	三等
植物	马先蒿属的一个新系统	钟补求（1907年）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二等
	甘紫菜生活史的研究	曾呈奎（1909年）；合作者：张德瑞（1916年）	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	三等
农学	兔化牛瘟病毒的研究	袁庆志（1921年）；合作者：沈荣显（1923年）、氏家八良（未详）、李宝棨（未详）	哈尔滨兽医科学研究所	三等
医学	中华按蚊在自然情况下传染马来丝虫的研究	冯兰洲（1903年）	中国协和医学院、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	三等
地质	辽东太子河流域地层	王钰（1907年）、卢衍豪（1913年）、杨敬之（1912年）、穆恩之（1918年）、盛金章（1921年）	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	三等
	中国古地理图	刘鸿允（1921年）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三等
	三水铝矿和高岭石加热相变化的研究	章元龙（1915年）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三等
地球物理	西藏高原对于东亚大气环流及中国天气的影响	叶笃正（1919年）、顾震潮（1920年）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三等
	关于弹性波的传播理论与地震探矿的一些问题	傅承义（1909年）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三等
动力	燃气轮的研究	吴仲华（1917年）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动力研究室	二等
冶金	钢中氢气的研究	李薰（1913年）等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三等
	低合金钢代用品的研究	吴自良（1913年）等	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	三等
	球墨铸铁的研究	周仁（1892年）、周行健（1895年）、邹元燨（1915年）、李林（女）（1923年）	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	三等
	关于奥氏体共格性的转变机构	柯俊（1917年）	北京钢铁工业学院	三等
石油化学	合成汽油的芳烃化的研究	彭少逸（1917年）、郭燮贤（1925年）、陈英武（1922年）、章元琦（1919年）等	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	三等
	氮化溶铁催化剂用于流体化床合成液体燃料的研究	楼南泉（1922年）、张存浩（1928年）、王善鋆（未详）、卢佩章（1925年）等	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	三等
土木建筑	直流电在土中作用及其对土的物理力学性的影响	汪闻韶（1919年）	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三等
	变截面刚构分析	蔡方荫（1901年）	建筑工程部	三等

 

 

综前所论，中国科学院建立科学奖励制度，主要是因为在苏联培养科学干部的经验的影响下，打算通过实施科学奖励解决自身在培养科学干部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并加强对科学家的团结工作，从而试图促进科学院的发展。这也因为实施科学奖励对于激励科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科学奖励高度重视。科学奖金面向全国的科学工作者，可能是科学院在新中国的建设亟需科技力量的特定社会环境下，为提高自身的学术领导权威性和推动全国科研工作的展开而采取的一种战略选择。

中国科学院不仅重视科学奖金的社会声望，而且对于首次科学奖金的评奖相当严格和民主。在评奖中，科学院各学部均以请奖著作本身的学术水平作为根本尺度，本着实事求是和宁缺毋滥的原则，以同行专家“三审定案”制和民主的方式评选。各学部向科学奖金委员会推荐的请奖著作均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科学奖金委员会和科学院院务会议审议各学部推荐的给奖结果时，都基本尊重各学部的推荐意见。这次科学奖金的评奖没有受到过多的政治干预。只是为了争取留学生，科学院在聂荣臻的指示下于1956年12月对新归国科学家1949年以来在国外发表的著作进行了补评。但这实际弥补了评奖工作的不足。可以说，中国科学院在这次评奖中实现了高度的学术自治。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我国科学界出现的自由、民主的氛围对此应该产生了积极影响。科学奖金一等奖得主与部分二、三等奖得主的获奖感言，充分表明这次评奖对于激励科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起了应有的作用。这次科学奖金的评奖不仅是对1949年后中国科技成就的检阅，而且为日后中国科技奖励的评奖树立了一个典范。尽管这次评奖也存在少数应当入选的论著未能入选的不足[92]，科学界不无批评意见[93]，但这是任何评奖都难以避免的。

与此同时，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和生物学地学部通过这次评奖，都提出了改善评奖办法的良好建议，从而为科学院日后完善科学奖励制度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譬如，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建议日后的评奖采取“答辩制度”，请奖著作作者本人参加答辩，这会减少大同行“盲从”小同行的现象与评奖的困难。[94]再如，生物学地学部建议以后评奖应该主动去发现、发掘好的著作，而不是被动地审查请奖著作；下次评奖时，专门开设一个展览室来陈列请奖著作，公开而又广泛地征询与吸取意见。等等。[95]中国科学院建立科学奖励制度后，还于1956年1月17日召开的第3次院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暂行奖励办法》。是年3月31日，科学院又对该办法进行了补充规定。许多研究所也进行了评奖工作。[96]可以断言，科学奖金的长期评奖不仅会有助于解决科学院存在的培养科学干部的问题和提高科学院的学术领导权威性，而且势必会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令人遗憾的是，1957年后已改为每4年颁发一次的科学院科学奖金的评奖工作在首次奖金颁发后即中断了。直至1982年，这种全国性的科学奖金的评奖才得以恢复。这时，科学院作为负责组织者的角色已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所代替，奖金的名称也改为“全国自然科学奖金”。在“文革”结束以前，除科学奖金评奖工作的中断之外，《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暂行奖励办法》在1957年便停止执行了；在中国科学院与科学奖励制度一并建立的研究生制度，于六七十年代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名存实亡；科学院新院章的起草工作于1957年开始后在是年底即被搁置下来。这意味着科学奖金评奖工作的中断并非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1957年起至1976年，科学院多项改革趑趄不前或不幸夭折，与“反右派”、“大跃进”、“文革”等相继发生的激进的政治运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其他更具体的原因，还有待于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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