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芳、周为 | 优化创业投资生态 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创业投资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催化剂”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风向标”，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我国创业投资领域面临结构性困境，需要结合国际经验与政策实践，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的创业投资生态体系路径，为我国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培育未来产业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一、我国创业投资发展40年：从跟跑到生态构建

      （一）萌芽与探索阶段（1985—2005年）：政策驱动下的早期试水

      我国创业投资的起源可追溯至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首次提出“设立创业投资”概念。同年，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创公司）成立，标志着官方主导的创业投资机构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政府主导色彩浓厚，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投资方向集中于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少数高新技术领域。例如，199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后，各地纷纷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形成“财政资金+国有资本”的初始格局。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我国创业投资机构数量仅约300家，管理资本规模不足700亿元，且投资项目多集中于成熟期企业，种子期企业投资占比不足5%。此时的创业投资更多的是对科技项目的“输血式”支持，尚未形成市场化运作机制。

      （二）快速扩张阶段（2006—2016年）：市场化与国际化双轮驱动

      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颁布，开启了创业投资的黄金十年。这一时期，外资机构加速入场，本土创投迅速崛起，形成“外资机构引领行业标准、本土机构快速模仿”的格局。2009年创业板开板，为创业投资提供了重要退出渠道，推动行业进入爆发期。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创业投资管理资本规模突破8000亿元，复合增速达26.5%，超越欧洲成为全球第二大创投市场。此阶段的显著特征是投资生态多元化：政府引导基金开始试点，市场化母基金崛起，天使投资、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PE）分工逐步明晰。投资领域从互联网扩展至先进制造、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出一批独角兽企业。例如，2011年小米、美团等企业获得创投支持，成为新经济的代表。

      （三）调整与转型阶段（2017年至今）：增速放缓与结构性矛盾凸显

      2017年后，我国创业投资进入调整期。从增速看，2017—2022年管理资本年均增速降至9.9%，2023年进一步降至4.8%，与美国差距拉大；从结构看，投资行为趋于保守，2023年种子期项目占比仅18.45%，远低于美国的32.1%；退出方面，2023年沪深交易所首次公开募股（IPO）数量同比减少超30%，创投退出成功率降至30.4%。

      这一阶段暴露的核心问题包括：募资端依赖政府资金，市场化资本活力不足；投资端“风险厌恶”行为明显，硬科技领域投入不足；退出端渠道单一，二手份额转让基金（S基金）、并购退出等机制不健全。与此同时，国际环境变化加剧挑战，美国对华创投投资额从2018年的194亿美元骤降至2023年的约4亿美元，全球化资本循环机制受阻。

      二、创业投资与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关系：从资本赋能到生态重构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颠覆性技术为引领、以绿色低碳和数字经济为方向的生产力形态，具有高创新性、强颠覆性、长周期性和生态协同性等特征。其培育需要三个关键要素：前沿技术研发的“原始动能”、科技成果转化的“催化机制”、产业规模化的“资本引擎”。从国际经验及中国实践均可以看出，创业投资通过“资本赋能—产业培育—生态构建”三维路径，实现从资金供给到价值创造的赋能。

      （一）资本赋能：破解“死亡谷”难题

      新质生产力的孕育始于实验室阶段，但科研成果转化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创业投资通过天使基金、种子基金介入，为早期投资提供“耐心资本”，助力科技成长型企业跨越“死亡谷”。例如，美国OpenAI在早期持续获得创投支持，历经10年研发推出ChatGPT，成为生成式AI的标杆。我国华为海思在芯片研发初期依赖创投注资，最终实现技术突破。

      （二）产业培育：推动“链式反应”

      创业投资通过“投早投小投科技”，引导资本流向产业链关键环节。通过增值服务（如战略规划、市场拓展、人才引进）提升企业竞争力，加速产业集群形成。如，在半导体领域，国家引导基金联合社会资本投资中芯国际、长电科技等企业，补齐制造、封测短板；在新能源领域，创投机构早期布局宁德时代、比亚迪，推动动力电池产业全球领先。数据显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80%以上的独角兽企业获得过创投支持。

      （三）生态构建：促进“跨界协同”

      创业投资不仅是资金提供者，更是创新生态的组织者。通过“创投+产业链龙头+科研机构”模式，构建“技术研发—中试熟化—产业化应用”闭环。例如，深圳天使母基金联合华为、腾讯设立专项基金，聚焦AI领域产学研合作，形成技术迭代与产业应用的良性互动。

      三、我国创业投资的现实困境：多重约束下的生态平衡

      （一）募资端：结构单一与长期资本缺位

      当前我国创业投资资金来源呈现“三多三少”特征：政府资金多、社会资本少；短期资金多、长期资本少；财务投资多、战略投资少。2023年数据显示，国有及政府引导基金出资占比达58.7%；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长期资本入市比例不足5%。这种结构导致投资行为短期化，难以支持需要10年以上周期的硬科技项目。

      （二）投资端：风险偏好与产业需求错配

      受限于考核机制与风险控制要求，创投机构普遍存在“投后不投前、投熟不投生”倾向。2023年，我国创业投资中晚期项目占比近50%，而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仅占8.2%。与此同时，部分领域出现“扎堆投资”，如新能源汽车赛道过度竞争，导致产能过剩，而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等“卡脖子”领域无人问津。部分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存在返投比例过高、考核周期过短等问题，导致资金沉淀率高，投资效率偏低。

      （三）退出端：渠道狭窄与循环不畅

      我国创业投资退出高度依赖首次公开募股。2023年科创板、创业板首次公开募股审核趋严，排队企业超500家，退出周期延长至3—5年。并购市场发育不足，2023年创投支持的并购退出项目占比仅6.8%，远远低于美国。此外，二手份额转让基金规模仅740亿元，缺乏成熟的流动性管理工具，导致资本循环效率低下。

      （四）政策端：协同不足与监管滞后

      现有政策存在“碎片化”问题：科技、金融、产业部门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创投生态规划；监管层面，创业投资被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框架，备案流程烦琐，税收优惠落实不到位。此外，跨境投资限制较严，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规模有限，难以吸引全球资本参与硬科技投资。

      四、优化创业投资生态的破局路径：构建新质生产力适配体系

       站在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关键节点，创业投资肩负着打通“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历史使命。破解当前困境，需要以系统思维重构生态体系：在募资端打破政府主导的单一格局，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全球参与”的多元资本池；在投资端摒弃短期逐利倾向，建立与硬科技生命周期匹配的投资矩阵；在政策端超越部门利益局限，形成协同高效的制度供给。

      （一）募资端：拓宽来源与培育长期资本

      政策引导与市场激励并重。扩大政府引导基金“让利”幅度，对早期项目给予超额收益让渡，吸引市场化机构参与种子期投资。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范围，推动保险资金、养老金等长期资本入市，探索“创投型保险产品”，允许保险机构设立专项基金，投资期限可延长至10年以上。深化跨境资本开放，扩大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试点范围，优化外汇管理流程，允许境外有限合伙人直接以人民币出资；试点“跨境创投基金”，支持中外机构联合投资国际科研项目。设立“一带一路”创业投资母基金，聚焦沿线国家技术合作与产业升级，构建跨境创新生态。

      （二）投资端：聚焦硬科技与产业链协同

      建立差异化投资策略。设立“硬科技专项基金”，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领域给予风险补偿。推行“产业链图谱投资”，围绕半导体、工业软件等短板领域，绘制“技术—企业—资本”地图，引导创投机构填补产业链空白。降低政府引导基金返投比例要求，允许跨区域、跨产业返投；延长考核周期至7—10年，匹配科技企业成长规律。强化产学研协同机制，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创投机构共建概念验证基金，对实验室成果进行商业化前评估与孵化。例如，借鉴美国MIT模式，允许科研团队以技术入股，与创投机构共同成立项目公司。建立“技术经纪人”制度，培育专业化团队，负责科技成果估值、交易撮合，降低创投机构与科研团队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三）退出端：多元渠道与生态循环

      完善资本市场退出机制。优化科创板、北交所上市标准，对未盈利硬科技企业放宽营收、现金流要求。大力发展并购市场，对创投支持的企业并购给予税收优惠，鼓励龙头企业通过“股权+现金”方式收购创新企业。激活二手份额转让基金与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市场，设立国家级二手份额转让基金交易平台，简化份额转让流程，允许政府引导基金份额跨区域、跨机构流转。试点科技产业园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将创投支持的孵化器、中试基地等资产证券化，为早期投资提供阶段性退出渠道。

      （四）政策端：系统协同与监管创新

      建立跨部门统筹协同机制。由中央科技委牵头，联合金融、财政、税务等部门制定全国统一的创投发展规划，定期评估政策效果。健全符合创业投资行业特点和发展规律的国有资本出资、考核、激励和退出的政策机制，引导投早投长期。创新监管与风险防控，落实创业投资“差异化监管”政策，豁免早期投资基金的部分合规要求（如放宽单只基金最低规模限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通过大数据监测创投项目集中度、杠杆率等指标，防范系统性风险。

      （五）生态培育：人才、文化与服务体系

      培育复合型创投人才。支持高校设立“科技金融”交叉学科，培养兼具技术洞察与资本运作能力的专业人才；建立“创投导师库”，邀请成功创业者、科学家参与项目评审与辅导。营造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提升社会认知度。完善专业化服务生态，发展知识产权评估、科技法律咨询等中介机构，建立全国统一的知识产权交易平台，解决“估值难、处置难”问题。推动区块链技术在创投领域的应用，实现项目溯源、资金流存证、收益分配自动化，提升行业透明度与效率。

      未来，随着注册制深化、跨境资本开放、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理念普及，我国创业投资有望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跃升”，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正如熊彼特所言，“创新是创造性破坏”，而创业投资正是这场破坏与重构的核心引擎。唯有通过生态优化释放资本活力，才能让更多“卡脖子”技术突破、更多未来产业崛起，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作者：张俊芳，科技体制改革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周为，新疆人才发展集团智库咨询部，副部长。)